每当我们看到中国的章草艺术令人欣喜的发展景象之时，每当我们谈论起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历史之时，都对一位有特殊贡献的前辈油然而生敬意。他就是被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为“中国书法艺术特别贡献奖”的佟韦同志。

佟韦同志是我国当代一位德艺双馨，闻名中外的著名书法家，也是一位无私奉献，有口皆碑的出色组织家。长期以来，他曾是我国书法界优秀领导人之一。佟韦先生自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进入我国文艺界，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文艺家的优良作风，他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以按捺不住的满腔热情、惊人的坚强毅力、非凡的勤奋精神，忘我工作，孜孜以求，为我国的文艺事业，特别是为我国的书法艺术事业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酷爱翰墨　如醉如痴

佟韦，原名佟遇鹏，满族，１９２９年９月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布衣之家。自幼酷爱文艺，尤喜书法，少有壮志，聪明好学，勤奋刻苦。昌图县地处祖国东北，自古有着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浓厚的书法氛围。佟韦家住县城内，幼时时常到大街上听鼓书、评书，欣赏地方戏剧。喜爱年画、剪纸艺术，从小民间艺术对他就有着深深的熏陶。佟韦的家乡不仅是民间艺术之乡，也是书法艺术的海洋。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写上两笔漂亮的毛笔字。佟韦耳濡目染，从小与书法就有着不解之缘。昌图县每年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贴对联，一派吉祥喜庆之象。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正值人们拜年之时，他在街上看到一家店铺大门上的一幅隶书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联气势磅礴，凝重浑厚，满纸生辉，光彩夺目，对他产生极大震撼之力。对联的书法魅力紧紧吸引了他，他几乎日日专门走过此地，久久站在大门口反复观看，反复揣摩。有一天从店里走出一个白胡子老头，亲切地说：“孩子！你喜欢这些字吗？”佟韦回答说：“十分喜欢！”老人说：“真遗憾，给我写对联的人已回家了，早知道你这样喜欢非叫你见他一面不可。”佟韦读小学时，一个姓张的教美术课的女教师了解到此事，就让佟韦跟她学习隶书。从此佟韦师承汉隶，取法高古，一发而不可收。张老师既能作画，也能写隶书。她认为佟韦聪明不凡，孺子可教，对其十分喜欢，每逢星期天都让佟韦到她家去，一五一十地给佟韦讲书法，一笔一画地教佟韦写隶书。她作画时，还让佟韦帮她着色，给佟韦以极大的鼓励。学校内时常由张老师主持举办各种绘画和大字比赛。每次都是佟韦获得大奖。佟韦说，这是张老师对他的厚爱。每每获奖并得到学校“小书法家”的光荣称号，进一步激起了佟韦对书法的极大兴趣和终生为之奋斗的志向。佟韦时常对人说：“张老师影响我的一生。”

佟韦自小学时走上学习书法艺术的道路之后，几十年如一日留心翰墨，锲而不舍。自１９４６年初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佟韦曾先后在沈阳辽东学院中文系，东北大学生补习班、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就读。１９４７年在北京还积极参加了“七·五学生运动”。他先后上过三所大学，但由于客观环境的原因，都末能毕业。尽管如此，这段求学经历使其终生受益。在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一批革命理论著作，为其后来的文艺创作和书法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１９４９年６月，经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党组织严格挑选，佟韦同志被推荐到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工作。京城文艺界艺术天地之广，文化名人之多，书法氛围之浓，文化底蕴之厚，使佟韦大开眼界，精神倍增，如鱼得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他亲眼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及文化名人郭沫若、沈雁冰、周扬、阳翰笙、丁玲、老舍等，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此他发奋图强，长期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曾任秘书、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组联部主任等职，是第三、四、五次文代会代表，也是第二、三、四次文代会大会筹备会成员。佟韦有幸得到党的亲手培养和时代造就，把青春和大半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文艺事业。

在积极从事中国文联工作的同时，佟韦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深入研究中国的书法艺术，书艺日进。50年代，他一方面向隶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一方面学习历代的行草。他在原有成熟汉隶的基础上又倾心于汉隶中的古隶。他广泛涉猎了全国各地出土的汉简，精心临写《褒斜道摩崖》、《五凤二年刻石》、《祀三公山碑》、《广武将军碑》等等。这些汉简和汉碑高古朴拙，率意天然，绵里藏针，拙中寓巧，篆意浓厚，隶味鲜明，乍看似显稚嫩，深看实为老到，如嚼橄榄余味不断，如饮醇酿回味悠长。对汉简和古隶的深入临摹，拓宽了其隶书的艺术天地，升华了其隶书艺术境界，旷达了其隶书艺术胸怀，丰富了其隶书艺术的笔墨，受益匪浅。

此时期佟韦同志对行书和草书更是情有独钟。他重点学习了王羲之、王献之、智永、张旭、怀素、于佑任等名家的名帖，对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王献之的《中秋帖》，智永的《草书千字文》，张旭的《肚痛帖》，怀素的《自叙帖》、《姨母帖》，于佑任的标准草书等爱不释手，百看不烦，百临不厌，逐步形成了佟韦同志他自己那种刚柔兼济、潇洒飘逸、沉着痛快的行草风格。佟韦同志学习魏晋书法曾下过较大功夫，他五十年代的行草基本上是“二王”书风。就是佟韦现在所写的章草作品，也仍然显现着“二王”笔意。古人讲：“书不宗晋，终入野道”，实为至理名言。书一宗晋，品位自高。佟韦就是如此。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佟韦同志重点攻学毛泽东的书法。他对毛泽东同志极为热爱和崇敬。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对毛泽东同志的书法艺术十分喜爱，特别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行草和狂草极为佩服。这一时期，凡是见诸于世的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他都剪贴下来，反复揣摩、临写，就连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的报头、刊头，以及像“向雷锋同志学习”、“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题词，也都研究再三，临写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的楷书、行书展示出了其深厚坚实的传统功力。毛泽东的草书，尤其是狂草则充分表现出了其前无古人的伟大胸怀，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学冠古今的文化修养，笔走龙蛇的非凡才华，令人惊叹、令人震撼。佟韦同志时常把毛泽东同志的草书作品放在办公室的玻璃板下，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天天拜读，日日临写，心慕手追。佟韦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毛泽东的书法艺术里得到了力量，吸取了营养，一直在鼓舞着我奋发向上和不断前进。”

佟韦同志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文艺界就有了名气。那是在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时，佟韦同志陪同周扬同志到摄影家代表大会会场，大会领导人请周扬同志题词。周扬同志却说：“佟韦同志字写的好，请他给你们题字。”这当然不妥了，佟韦同志便拿笔给周扬同志，他这才一边写一边说：“我历来就写不好毛笔字嘛……”。大约是1962年秋，佟韦同志随同阜查西、孟超、将兆和、孙师毅、许幸之等著名文艺家到东北三省参观访问。哈尔滨、牡丹江、长春、吉林市、沈阳、鞍山、旅顺、大连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当时，孟超、孙师毅、许幸之诗兴大发，便指派佟韦书写，说佟韦的字好，适合书写他们的诗作。因此，一路上佟韦十分忙碌，有时加班到夜里，为的是出发到另一城市前，将这些诗书作品送到接待单位手里。当地同志都认为这些诗书十分难得，视为珍宝。

佟韦同志在中国文联等单位工作的几十年间，一向认真负责，政绩颇为突出。在工作之余，他不仅勤奋地学习和研究书法，而且还刻苦地从事着文学创作工作。他写有大量的诗作和散文，已出版诗集有《佟韦诗稿》、《迎春集》，记事文集《书坛记事》，散文集《歌泣集》等文学著作。他的诗作和散文作品都是有感而发，内容丰富，意境深邃，构思新颖，平中见奇，小中见大，语言朴实生动，明白晓畅，读起来令人轻松愉快，能让人得到美的愉悦和享受。

二、章草作品　独树一帜

佟韦同志的书法成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章草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绝大多数书家都是厚积薄发，能在一两种书体方面有所创造和建树，就会占有光辉的一页。佟韦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长达40余年的时间内都是学习隶书和行草。进入80年代，佟韦同志开始了他章草艺术的生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找准了自己书法位置和发展方向，情深调合，因而事半功倍，硕果累累。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唐代书法家、理论家孙过庭所说的“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的论断无比正确。我国著名书法大家王学仲先生明确指出：“进入80年代，佟韦不再是一位业余的书法家，而参予到专业性的书法家队伍中来，从而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于浩瀚的古碑帖中游弋，在遗产的海洋中博观约取，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章草上，从二王书中的妍美书姿笔势中，又增加了章草的波捺与隶式，增强了行草书的凝重感，同时向汉碑中寻取古趣”（《佟韦书法集》前言）。我认为王学仲先生评论得相当准确，事实就是如此。

“秦初有隶书”，“汉兴而有草书。”我国的草书产于隶书之后，历来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章草从隶书中脱颖而出，古人说它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宋代书法家黄伯思说：“凡草分波磔者，名章草”。章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隶书严整端庄的间架结构，但在用笔方面仍保留着隶书的某些特征。章草是草书的源头，“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璀《书断》）。唐人孙过庭说：“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章草艺术的产生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我国书法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朵耀眼的奇葩。章草创建于西汉，发展于东汉，兴盛于两晋，衰落于隋唐五代，振兴于元、明、清几朝，崛起于社会主义时期，有着长达二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人曾经提出：“为什么我国的章草艺术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时兴时衰，时起时落，而不能像行草、今草那样历朝历代蓬勃发展？”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我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章草的发展错过了唐代这个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发展的一个伟大历史时代。按照常规来看，隶书和章草本应有一个显赫的位置和发展机遇，但由于唐太宗酷爱“二王”，致使“二王”书风笼罩和统治书坛，使楷书、行书和今草、狂草得到了光耀千秋的长足发展，而隶书和章草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想象如果唐太宗像喜欢“二王”那样来喜欢章草，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二是由于今草和狂草是章草之捷，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快捷的需要，今草、狂草的发展必然受其影响。章草已不再是多数人的爱好和需求，而成为少数人的独癖和专利。三是章草不同于今草和狂草，它是介于隶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书体。写章草既需要隶书的雄厚基础，又需要有草书的技法和性灵，难度较大。不工隶书的人，自然也就不再工章草了。从中国书法史上看，写章草的人远比今草、狂草的人要少得多，但是不管怎样章草还是没有消亡，而且不断复兴和发展，足见其生命力的旺盛。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我国的书法艺术空前的繁荣发展。佟韦同志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及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从事章草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弄潮儿向着浪头去手把红旗旗不湿”。佟韦同志作为中国书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带头创作章草，是一个榜样和导向，不仅他自己出了优秀成果，还带出了一批写章草的书家，为推动我国章草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佟韦同志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学书，时止70年代末，一直从事隶书和行草的学习、研究。他的隶书雄浑博大，他的行草沉稳流畅，基本功相当扎实。我国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曾强调搞书画要“花最大的气力打进去，花最大的气力打出来”。对书法传统而言，佟韦同志是“打了进去”，但如何再“打出来”？往“哪里打？如何厚积薄发？”这的确是摆在佟韦同志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痛苦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佟韦同志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探索，终于找准了章草这个书体和方向。佟韦同志曾经深有体会地说：“学习章草很符合我的实际，章草从隶书深化而来，二者有其内在的联系，我是学隶书起家的，再学章草就容易理解和把握。今草又是从章草深化而来的，在线条简便快捷，变形夸张等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的性格，也符合我的性格和情感。”佟韦还认为“章草是一种四通八达的书体，上可通古下可达今。学好了章草有利于向各种书体发展。”

佟韦同志系统地研究了我国章草艺术的发展史，深入分析了我国历代章草大家，如对汉代的史游、汉章帝、张芝、三国的皇象、晋代的索靖、陆机、王羲之、王献之，元代的赵孟、赵雍、邓文原、杨维桢，明代的宋克，清代的傅山、王世镗，现代的王遽常等人的章草精品和传世之作一一鉴赏、比较，从中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并吃透各家之长，从中汲取了大量丰富有益的营养，融会贯通，大胆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独树一帜的章草艺术。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说得好：“随人作计终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佟韦同志“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唐·孙过庭《书谱》），从传统走向了当代，从古人走向了自己。地基坚高楼起，“本体实花萼振”。佟韦同志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每一笔、每一画都有来处，又都充满时代精神和自家面貌。其作品既古朴老辣，又新颖流美；既雄强典雅，又醇和率真；既端庄稳健又灵巧奇险；既风神豪迈，又多姿多彩。内涵雄浑的阳刚之气，外展洒脱的阴柔之姿，“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孙过庭《书谱》），是壮美气度与优美风格的统一，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的结合，艺术规律和个人性情的展现。充满着辩证法精神，充满着深厚学养，一派儒雅气象，满纸是美的愉悦与力量。请读读《佟韦书法集》就会有感于此。我国书法艺术大家启功先生赞扬佟韦同志的作品是：“笔迹每每耐人寻味，作章草不故作蚕头燕尾之态，作今草不求回环纠绕之姿。”知名人士程思远先生说佟韦同志书法是“圆转自如，生动活泼，无雕琢气”。著名书法家尉天池先生评其作品是“文质彬彬，优美可爱。”著名书法家张旭光先生称颂其作品是“博观约取，常变常新。”总而言之，佟韦的字令人耐看，佟韦的作品令人喜欢，佟韦本人是大家风范。西方现代著名画家高更有幅名画的题目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发人深思。这个题目说的就是人类的艺术发展问题。中国的书法艺术发展问题，即何去何从的问题，佟韦同志给我们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中国历代的书法家首先都是文学家，诗书从来不分家。佟韦同志也是如此，他既是著名书法家，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他常常是以诗入书，诗从心出，书从诗出，诗书合壁，相得益彰。从其《佟韦书法集》中可以看到，他写的多是自己的诗，自己的联，表达的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佟韦同志的书法作品，特别是章草作品更耐人寻味，更富有深刻内涵，更能给人以鼓舞，更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如《题石林》作品：“峰外有峰林外林，千姿百态耐人寻。天生一座阿诗玛，长系中华百族魂”（《佟韦书法集》第２４页），又如《梅樱竟放》：“何分日本与中华，书道同源自一家。风光两边无限好，梅花放了放樱花。”（《佟韦书法集》第１４页）。再如《向阳湖采药》：“谪居向阳湖，群采何首乌。山边银锄落，檐下烧药壶。白发镜中减，青春好读书。”（《佟韦书法集》第２８页）。这是何等清新的格调，何等流畅的语言，何等深刻的意境，何等真挚的感情。情景交融一身，诗书合为一体，读后令人有无穷的回味。

三、创建书协　功不可没

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家大体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纯粹的书法家、文学家，其二既是书法家、文学家，也是政治家、组织家。佟韦同志当属后者。他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而且也有着出色的战略眼光和组织才能。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凝结着佟韦大量心血，他是其主要创建人之一，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后，我国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文联内的各个协会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唯独没有书法家协会，致使我国成千上万从事书法艺术的人“无家可归”。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要求我们应从速创建这样一个协会。因为在中国文联内缺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直接影响着对外文化交流和书法事业的繁荣发展。因此，建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已是历史的必然。佟韦同志同舒同、陈叔亮、陆石、朱丹等人一起在周扬、贺敬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创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其间佟韦同志付出了艰苦努力，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１９７９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成立中国书协的呼声之高，反映之强烈，要求之迫切，佟韦同志十分了解，便及时整理出简报，引起了中宣部和中国文联领导的高度重视。会议结束后，时任中国文联组织部主任的他也不断听到全国各地文艺界的关于建立中国书协的要求，时时接到这方面的来信，以及外国朋友的建议，对这些建议和要求，他都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领导。

１９８０年佟韦同舒同、陈叔亮、朱丹、赖少奇等人组成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亲眼看到日本的书法组织之多，阵容之大，书法活动和书法教育都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心里感到内疚，同时也倾听到日本朋友同对中国建立书法组织的期待。回国后，佟韦同志及时向文艺界领导写出了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势在必行的报告。而后，就此事他随同中国文联的负责同志和中国书协筹备小组的负责同志一连三次去中南海向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作过汇报。在第一次全国书代会召开前夕，他和筹备小组的全体成员在周扬家里，向周扬、贺敬之同志作详细汇报。周扬、贺敬之同志对书协的机构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一一作了重要指示。

１９８１年５月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成立，周扬同志亲自出席并讲话。在成立大会上，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与会代表高兴得合不拢嘴。陈叔亮先生即席赋诗并挥毫写了“有家可归”四个大字。这是一次新时期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是一次新时期的兰亭盛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书法事业的伟大复兴，标志着中国书法事业繁荣昌盛的新局面的到来，标志着它将开辟中国古老书法艺术的新纪元。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佟韦同志担任大会秘书长，被选为常务理事，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主持书协的日常工作。大会结束后，佟韦同志积极而认真贯彻落实代表大会精神，健全了书协机关的各个工作部门，又亲自带队到全国各地奔走、呼吁，督促各省、市、区建立中国书协分会。那时，佟韦正值年富力强，工作十分辛苦，但他感到苦中有乐，其乐无穷。佟韦同志自１９８１年到中国书协，先后担任过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长，分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直到２０００年出任顾问时，在中国书协从事领导工作长达20年之久。20年间，佟韦同志发奋工作，立党为公，带出了好的党风、书风和学风，政绩显赫。在启功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他和大家一起创办了大型期刊《中国书法》杂志，创建了中国书法培训中心，为中国广大书法家提供了一个广阔园地和重要阵地，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他十分注重书法理论建设，尤其是重视书法的导向和方向，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等重大理论问题，召开过几十次各种类型的理论研讨会，使中国的书法始终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博览会》、《国际书法交流大展》、《中国书法交流展》、《第一届、第二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等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性的大展活动，在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书法的风貌，有力地促进了中外书法文化交流；发展了数千名会员和培养出了一批书法新人，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书法大军，在社会主义文艺大道上，所向披靡，奋勇前进。

佟韦同志在中国书协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全国各地的名碑名帖的文物保护工作。他一直认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传家宝。１９８３年他陪同赵朴初等老书家到山东掖县云峰山观碑，看到郑道昭的下碑周围如同厕所，许多中外访碑的人士上下山连条路都没有，他当即呼吁山东省有关部门加强保护工作。返京后，又向国家文物局写信要求进一步采取保护措施。随后国家文物局局长也专程前往，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云峰山的魏碑得以妥善保护，路也修得很好。１９９６年夏天，我和中国书协组联部主任邹德忠同志陪同佟韦同志去山东临沂参加一个书法活动，期间我们到费县参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故里和颜林（颜真卿的祖莹和其衣冠冢）。佟韦同志看到颜真卿故里片瓦无存，颜林在“文革”中被毁的状况，深感痛惜。因为不少国内外的游客都是慕名而来，扫兴而归。佟韦同志则带领我们同费县县委，县政府的负责同志一起座谈，讨论了颜真卿故里和颜林的修复问题，引起了费县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回北京后，又带领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还在几家中央报刊上发表了呼吁全社会都予以关心和重视此事的文章，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诸如此类的事情，佟韦同志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佟韦同志前些年出版的《书坛记事》就是中国书协的创立、中国书法事业发展的足迹和中国书协领导人光辉业绩的真实记录。

佟韦同志今年七十有六，从艺已近60年，堪称艺坛楷模，是中国书法界的一颗巍巍青松。他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鲜明的党性原则，精湛的章草艺术，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非凡的工作业绩时时在鼓舞着我们前进。我国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阳翰笙同志生前曾给佟韦同志题词：“当前横泰岳，敢于勇攀登”。佟韦同志没有辜负阳翰笙同志的期望，一直在攀登，一直在奋进。一生甘作老黄牛，不用扬鞭奋自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百岁之前不算老，奋斗永未无穷期。这就是佟韦的精神，佟韦的胸怀，佟韦的灵魂，佟韦的写照。愿佟韦同志健康长寿，青松不老，继续攀登中国的章草艺术高峰，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来源：赵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