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09 贡品文化
西北贡品文化及其特点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9日

西北即我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西北不仅幅员辽阔,物产丰盛,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多样,而且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家一度的中心地带。伏羲、女娲、黄帝、炎帝最早就活动在这里,周、秦、汉、隋、唐等我国强盛时期的王朝也建都于此。在海路交通不甚开通、发达的时代,西北是中西方往来的主要通道,是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交会、融合的地方,也是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首要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就贯穿于西北。因而,西北也是中国贡品的重要产生地和输送地,是贡品文化的源头之一。

一、西北贡品的发展历史

我国古籍记载的有关贡品的历史,最早就发生在西北。据传作于战国的古书《竹书记年》载:“帝尧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来宾”。据有关考证,“渠搜氏”即渠搜国,在西域一带,汉代为大宛国。来宾,即来贡。 这则记载虽然没有说明西域的渠搜国所贡为何物,但已为我们留下了上古时代西北部族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珍贵历史记录。[ 见:龚予、陈雨石、洪炯坤主编· 《中国历代贡品大观》[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竹书记年》的另一珍贵记载是西王母向舜贡献白玉的事迹:“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袂。”与此相关的记载还有:“舜时,西王母献韶华之琯,以玉为之。”西王母有人说她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但也有许多专家认为是我国古籍中上古时居住在昆仑山的氏族首领。据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西域的昆仑玉就已进入中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就出土了许多昆仑玉器。这说明早在上古时代,西北的一些部族,已经与中原的部族有了友好密切的往来,而贡品和贡品文化也早在这时已经事实地存在,成为西北各部族与中原部族友好往来的一种重要的行为和活动。也说明了,西北贡品的起源很早,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早于我国其他地区。

西北贡品发生、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是先秦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虽然不是很多,但都十分珍贵,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

如《史记·周本记》:“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之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促而献之纣”。记载了殷纣王时,西北的周文王被囚,他的臣属以美女、文马等“他奇怪物”进贡纣王,从而使得文王获释的历史事件。这既反映了殷商时期进贡之事的常态化,也反映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贡品”可以达到的特殊目的,记录了当时历史斗争的具体事实。再如,《史记·殷本记》载:“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土地是宝贵的,在当时,也是一种表示最大诚意的贡品。周文王为让纣王废除极其残酷的炮格之刑,竟然将最为宝贵的一部分土地作为贡物献出,足见他的仁慈和用心良苦,难怪后来赢得天下呢。
    而在先秦有关贡品的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中,流传最广,在后世影响最大,并脍炙人口的,当属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了。诚如鲁迅所说:"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据《穆天子传》所载:周穆王巡游昆仑,会西王母,赠上从中原带来的锦缎等礼物。而西王母也向周穆王贡献了昆仑山的美玉数万件及大批奇珍异宝,使周穆王“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返。舜时的“西王母”这时仍然活着,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合理的解释是:一是在古代神话中,她本来就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传奇人物;二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她是生活在昆仑山一带原始氏族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大概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因而,所谓的“西王母”并不是一位具体的、特指的个人,而是对这个氏族首领的统称。也正因为如此,在古代小说、诗歌和民间传说中,给这次交会和贡献活动绘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据说,西王母国的疆域广大,十分富饶。她的宫阙建在昆仑山中,非常富丽堂皇。周穆王听说西王母十分神奇富有,遂于在位的第十七年,命令善造车舆的大臣造父,为他打造了坚固而华丽的宝辇,驾上心爱的八匹骏马,直奔昆仑山。在阳光祥和的吉日里,两人终于在瑶台边上相会了。西王母乘紫云龙车,上有一对青鸟,左右盘翔,下由众仙女随侍,有大队仪仗导之于前。她 “身着飘带,文彩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绾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璚凤文之舄。天姿掩蔼,容颜绝世”。周穆王则著宽袍广袖,广额朗目,仪表威严,神采飞扬。 西王母设盛筵款待周穆王,席间,她“容眸流盼,神姿清发”,情不自禁地为周穆王献上了一首“白云之歌”:“白云在天,山恭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感动不己,和歌一首:“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顾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最后,西王母向周穆王贡献了昆仑山中的美玉数万件,使穆王满载而归。

他们之间,三年之后是否再次践约?史书不载,看来已成了千古之遗恨。但那首留传了数千年的 “白云歌”,和西王母贡献的大批奇珍异宝,尤其是上万件美好的昆仑玉,却深情讴歌了西域部族与中原王朝友好往来的传统友情,也如实地记载了上古时西域部族向中原王朝进献贡品的一段动人的佳话,传递了中国贡品文化的迷人色彩,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贡品和贡品文化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二是秦、汉、隋、唐时期。这一时期,从大体上来说,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强盛时期,也是贡品活动和贡品文化十分活跃、发达的时期。秦朝年代虽短,但贡献之事应十分繁荣。秦二世胡亥曾说,“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史记·秦始皇本记》)由此可见当时贡献之盛了。汉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的汉代统治者推崇黄老的“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曾一度“止贡”、“不受献”。汉文帝登基伊始,就宣布:“令郡国无来献、施惠天下”,“令诸侯无入贡”。但经过相当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大盛,贡献之事不但又兴盛了起来,而且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通过进贡、进献,与长安的汉王朝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所贡物品无论是从品种、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诚如史籍记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连珠崖七郡,感枸酱、竹仗则开牂柯、越隽,闻天马、葡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圈,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而在《西域传》中发出这一感慨,也足以说明西域在当时贡品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至于隋代,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却打下了雄厚的国力基础,建立了同西域各国良好的物质文化交流关系。隋炀帝开今天世博会的先河,曾亲到甘肃张掖山丹的焉支山,举行“万国博览会”,接见西域二十七国嘉宾。西域各国向隋贡献并交易的物品当十分丰富,为一时之盛。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对外大开放、大交流的时期,西域各国以及西北各地的贡品更是大量涌向长安。这些外来的贡品不仅大大丰富了唐朝的物质生活,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原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

概括地说,这一时期西北和西域的贡品和贡品文化,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贡献的地方多。不但西北的各部族、各地方,向中原王朝、中国皇帝进献方物。而且当时不属于中原王朝管辖的地方,乃至于沿西域交通线而来的一些国家,也出于友好交往、互通有无、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目的,向中原贡献各种特产,新鲜玩意。这种贡献活动,留下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记载和珍贵记录。如,通过汉武帝元朔年间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和汉武帝元封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以及唐玄宗开元元年大食国“遣使献马、钿带”等的历史记载,我们看到了中国与古波斯、罗马、阿拉伯人民最早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记录,这是弥足珍贵的。
    二是贡献的物品十分丰富,大大超越了前朝历代。在这些贡献的物品中,不仅有西北各地方、西域各国的土特产,而且有中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禽异兽,蔬菜花果,汗血宝马,香料药材,甚至于还有西域及西方国家的人物。如,汉武帝元朔年间,安息王“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黎轩”,当为汉时中原对罗马人的称呼,今甘肃金昌在汉时有一支罗马人部队遗落于此,至今仍以“骊轩”村名之。“善眩人”,即魔术师。颜师古 《史记注》说:”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唐杜佑《通典》也说:“前汉武帝时,遣使至安息,安息献黎靳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也足以说明,安息贡献的,是罗马的魔术师。这是罗马人进入中原的较早记录,在中外人民的交往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是贡献的不仅仅是物品,而且通过这些物品,将西域和西方的宗教和文化引进到了中国。西北部族、尤其是西域各国贡献的虽然大多是物品,但这些物品大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他们通过物质化的贡品,也将非物质化的西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介绍、引进到了中国。如,在西域各国贡献中国的物品中,不断有进献佛经、佛牙、佛像的记录,通过这些物品,实际上就将佛教介绍引进到了中国。再如,除上述安息国进献罗马人魔术师外,这时期还有不少西域国家进献“胡旋女”的记载。如《新唐书,西域列传》就多次记载,唐玄宗开元时,康国、米国等西域诸国,多次进献“侏儒、胡旋女子”。这些西域艺人来到中原,必然会将西域和西方的歌舞、曲艺和杂技艺术带入中原,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和与中国艺术的发展。

三是宋代至清代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央政权逐渐东移,西北已失去了原有的腹心地位,但西北并经西北输送的贡品,依然不少,西北的贡品文化,仍然十分积极活跃。这时期的主要特点为:一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虽然屡遭阻挠、破坏,中外交通逐渐移由东南海上为主,但西域各国与中原的联系并未中断,来自西域的贡献活动仍屡见记载于史书。如:《宋史》载:宋太祖建隆二年,于阗屡次来贡,先后的贡品有“琉璃瓶”、“胡锦”、“玉枕”、“玉圭”等。太祖“乾德三年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在宋太宗、宋真宗年间,史书也有大食先后来献“蔷薇水”“琉璃器”“乳香”“镔铁”“花蕃锦”“白龙脑”“腽肭脐”(补药)“龙盐”“眼药”“白沙糖”“千年枣”“褊桃”“驼毛褥面”“白越诺”(一种织物)“细越诺”“瓶香”“象牙”“琥珀”“绣丝”“红丝”“碧黄锦”“红驼毛”“金线璧衣”“白琉璃酒器”等的记载。(《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可见西域方面的贡献活动之活跃、贡献物之丰盛。直到明清时,仍有土鲁番、于阗贡“玉璞”“海青”“名马”,哈密“进马”,“西域贡麒麟”,撒马尔罕“贡马驼、玉石”“贡狮”等的记载。(《明史·宣宗,列传第二百三十、二十)可见来自西域的贡品,始终在中国贡品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和特别的份量。

二是传统的贡品仍然为贡品的主流,但新的贡品也不断呈现,使中国贡品文化出现了新的内容。从前文我们可以看出,过去传统的贡品,玉石、驼马、奇兽、珍宝虽然仍然在向皇帝进贡,但是一些新生产的物品,和一些新发明的具有新工艺、新技术的新贡品,也开始进入贡献的行列。如,西域进献的贡品中,既有“胡锦”“镔铁”“花蕃锦”“驼毛褥面”、“白越诺”(一种织物)“细越诺”“瓶香”“绣丝”“红丝”“碧黄锦”“红驼毛”、“金线璧衣”“白琉璃酒器”等过去所未见到的,随着人们工艺水平提高而新制造的一些物品,也有“龙盐”“白沙糖”“蔷薇水”“眼药”等化学和医疗的新产品。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还有辽圣宗统和十九年,“回鹘进梵僧名医”(《辽史·圣宗五》)等,通过进贡西方的药品、名医,使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医药技术也进入到了中原。在中世纪,阿拉伯、波斯的医疗技术和医药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唐五代时,来自波斯的回回诗人李珣就曾著有《海药本草》一书,将波斯的医药成果引进到了中国。明初,来到中国的回回人也曾撰有《回回药方》36卷,为西方伊斯兰医药成果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当时阿拉伯、波斯先进的医药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中国。这些贡品,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与以前相比,西北地方贡品的比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尽管西域的贡品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中原,但是,由于这时期,中外的交通已由过去陆上为主而改为海上为主,加上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因而,为了表达对中央政府的忠诚,西北各地的贡品,较之以前,有了更多的进献,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记载,也明显高于以前。这时期西北地方的贡献,一为当地的土特异产,如,宋太宗雍熙四年:“鄜州献马,前足如牛。”(《宋史·太宗二)。金哀宗正大六年:“金陇州防御使舒穆噜栋尔进黄鹦鹉”(《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明世宗嘉靖二年,“宁夏贡红花”(《明史列传第八十》)。二为各地所出的所谓“祥瑞”,地方官以太平盛世来临而向朝廷报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华山道士丁少微诣阙献金丹及巨胜(胡麻的别称,因古人认为胡麻在”八谷“之中最盛,故曰巨胜,《政和证类本草·胡麻》曰“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南芝、玄芝。”(《宋史·太宗一》)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华州献芝草”(《宋史·真宗三》)。明英宗正统六年:“陕西进嘉禾”(《明史,英宗前记》)。由于这时期一度存在的的动乱和争斗,因而,在进贡的物品中,除实际的使用价值外,往往更注重的是这些物品的象征意义。如,《宋史》载:宋太宗至道元年:“李继迁遣使以良马、橐驼来贡”(《宋史·太宗二》)。宋神宗元丰八年“夏人以其母遗留物、马、白驼来献”(《宋史·哲宗一》)。这里所指的夏国,为当时雄踞在西北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西夏国。其国主李继迁、李元昊自立王号,屡败宋军,成为了当时宋朝的心腹之患。但他们有时出于斗争策略的要求,也向宋朝纳贡求和,而宋朝也为此而沾沾自喜。因而,这种贡品,就具有更重要的象征意义。[ 注:以上引文,除注明外,均转引自龚予、陈雨石、洪炯坤主编 《中国历代贡品大观》[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二、西北贡品的主要种类

西北的贡品和西域各国的贡品,种类繁多,品种丰富。若要做一个全面的统计,当是十分困难的,但各代正史,对于其中的一些进贡活动和贡品有所记录,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几大类:

(一)、玉石玉器。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民间传说,玉石和玉器,自上古时代,直到清代,始终是西北向中原王朝和皇室进贡的重要物品。所进贡的玉石种类虽然也很丰富,但占据主流、并始终不绝于途的,还是新疆昆仑山所出的和田玉。昆仑山的和田白玉名闻中外,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曾誉其为“白玉之精”。历代进贡皇帝的新疆玉石,多取自这种和田白玉。从尧舜时期西王母贡献昆仑玉开始,一直到明清,和田玉及其制品的贡献始终是新疆和西域向中原皇帝进贡的重要物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田玉是专供皇家和贵族们享用的物品,平民百姓是不许问津、拥有的。因而,朝廷一度对和田玉的开采和运送采取控制的措施,著名的玉门关就是为此而设的。到了唐宋时期,和田玉已经不再是帝王贵族专享的用品,它开始慢慢流向百姓,和田玉大量进人中原地区,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

清代的乾隆皇帝尤其酷爱和田玉,从“于阗”(今和田)常有玉石进贡。当地采到一些珍贵的玉材,更是不计人力、费用,贡献到京师,以供乾隆选用。乾隆亲自督导了多次大型玉雕的琢制工程,在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短短二十来年中就制造了“秋山行旅”玉山、“南山积翠”玉山、云龙玉瓮、大玉瓮等大型玉雕。尤其是乾隆亲自审定、命工匠制作的“大禹治水图”玉山,更是中国玉贡品和玉文化的一大杰作。
    “大禹治水图”玉山的玉料重达万斤,出自距北京万里之遥的新疆密勒塔山,由当地官府向朝廷进贡。从开采到运至京城大概用了三四年功夫,所费人力物力难以数计。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运输的艰难可想而知。玉料运至北京后,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认为这样罕见的大玉材应该用来表现伟大功业,他决定按内府所藏宋人所画《大禹治水图》上的景象来雕琢一座高大的玉山。宫廷造办处先做出了玉料四个面的画样,并用蜡塑出了玉山的式样,然后将玉料和蜡样一起发往扬州,由当地玉工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精雕细琢,终于雕成了这座玉山,由水路运回北京紫禁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安置在乾隆皇帝为自己建造的太上皇寝宫——乐寿堂中。

这座玉山高224cm,宽96cm,座高60cm,重5000kg。雕琢的是大禹领导人民开山治水的古老而伟大的故事。是中国玉器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堪称世界一流玉器、工艺品之最,标志着清代玉雕的高峰。
    由于皇帝喜爱,因而,在清代,和田玉的进贡,是地方和朝廷相当重视的一件事情。据史料记载,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朝廷决定今新疆莎车、和田一带所产的玉石、黄金和今焉耆一带的铜,为南疆地方向清朝政府“任土作贡”的三大贡品。两年后,清政府下令全面对南疆产玉的河床、玉山封禁,并设卡伦(哨所)看守,不准普通百姓上山下河采捞玉石。当时,南疆的贡玉分“例贡”及“特贡”两种。“例贡”的玉无数量限制,出产多少,上缴多少。“例贡”中的河玉每年采捞两次,一次是在3月桃花水下泻后,一次是在秋水下泻时节。无论哪次,都是在冰寒彻骨的水中作业。和田县城西侧是卡拉喀什河,东侧是玉龙喀什河,两条河流都是发源于昆仑山的著名“玉河”,当地的群众就在这两条河里采集玉石。那些负责收集玉的清朝官员通过南疆各地的伯克(管理者)摊派劳力,以军事化的形式分地段编营,沿河三五十人并肩一字排开进行采捞,大的采捞队伍达500人之多。这些采玉者多是南疆境内的穆斯林民众,他们在进入采玉区之前和采捞过程中,均被当地政府登记造册。《清实录》记载,和田与叶尔羌每年运往京城的贡玉在4000斤上下。《新疆图志》统计,和田和叶尔羌两地每年出产的玉在7000至1万斤左右。
    “特贡”则是指清代宫廷造办处根据朝廷祭祀大典及皇室各种庆典的需要,派人到叶尔羌及和田专门收集制作玉磬、玉册、玉玺、玉印的材料。据资料统计,自乾隆二十七年至五十五年(1762-1790年)的28年间,先后通过办事大臣收集的大型材料7批,由宫廷管库官员带领玉工到矿山开采玉册材料800片、玉印材料50方,共运出疆玉石材料1000余件,重量达3万斤以上。
    从新疆到京城北京,路途长达几千公里,现代运输工具出现之前,和田玉经过“玉石之路”进入内地只能依靠人力以及畜力。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叶尔羌伯克玉素甫派民工采得大块玉3块,一青、一葱白、一白。青玉重1万斤,葱白玉重8000斤,白玉重3000斤。玉素甫为了投乾隆皇帝所好,决定让人将这3块巨玉整体运往北京进贡。当时的南疆地区,可谓戈壁连绵、沙漠千里,仅有驿路及一种木轮大车靠马队拉运。运玉队伍经过8年时间,才到达和硕的乌什塔拉,而此时的朝廷已经由嘉庆皇帝登基。乌什塔拉办事大臣都尔嘉将这种劳民伤财的情形上报给嘉庆,但这封奏章却被当时专权的和珅扣压,民情无法上闻。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弹劾处死,运玉之事被告发,嘉庆皇帝立即下令:“不论这些玉石运至何处立即抛弃,不再运送。”当年5月,嘉庆皇帝再次下令:“嗣后回人,得有玉石准其自行卖与民人,无庸官为经手,致滋纷扰。”又说:“新疆玉石不论已未成器,概免治罪,民间玉料,既准流通该处,卡伦即成虚设,亦如所请,一并裁汰。”还说:“总宜恩养回民,疆宇宁靖是朕至愿,玉之多少,何足轻重?”就这样,和田玉在当地流通的大门算是打开了。嘉庆时期一改乾隆实行玉禁的做法,恢复了新疆玉石的流通,撤销了玉产区卡伦,在完成贡玉采捞后,不再禁止民间采捞。允许新疆穆斯林携玉进关,允许南方工匠赴新疆收购,这就使得和田的玉石买卖开始兴盛起来。清道光元年(1821年),清政府因为和田玉的库储丰足而停贡。[ 参见读玉网www.duyu.com《清朝时期穆斯林的漫漫运玉之路》]
    除进贡玉石原料外,西北和西域向朝廷进贡的玉器,也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二)、牲畜皮革。包含马、驼、牛、骡、羊等及其皮革制品。其中特别是马匹,作为冷兵器时代的重要作战物资,朝廷对它的需要是大量的,对于其中优异的品种,更是求之若渴。而西北自古出好马、名马,西北少数民族和西域各国就投其所好,经常向朝廷进献大批马匹,有时一次就达数千匹之多。在所进献的马匹中,最珍贵、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来自西域“大宛”等地的“汗血宝马”了。“大宛”在今塔吉克斯坦一带,所出的“汗血马”以疾驰时汗出似血而名,为著名的千里马,汉武帝时贡入中原。汉武帝得到一匹后欣喜若狂,名之为“天马”,并作歌咏之, 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除名马外,西域有的国家还进贡了一些具有特殊技艺的马,以供皇帝游乐。如唐朝时,西域就进贡了“打球马”,这促进了唐朝贵族的马球运动,很得皇帝和贵族们的欢心。
    (三)、金银珠宝与矿产。这不仅包括出自西北的特产,还包括来自西域的各种新鲜东西。有: “金”“银”“铜器”“镔铁”“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玳瑁”“珠贝”、“古贝”“燕脂”“金星石”“赤玻璃”“绿金精”“宝石”“石膏”“清石”“印盐”“红盐”“鸣盐枕”,以及“锁子铠”“镔铁刀剑”“甲胄”等金属制品。其中,“琉璃”“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珠贝”“玳瑁”大都不是中原出产的东西,这些物品和它们的制品进贡到中原后,作为珍稀的奢侈品,博得了皇室和贵族极大的兴趣和喜爱。
    (四)、珍禽异兽。为满足皇帝对新鲜异样事物的好奇和嗜好,西北地方和西域各国不仅将当地特产的动物作为稀罕物种进贡,而且每当发现、捕获新奇的动物和禽类,总是不远万里,运往京师,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友好。史书上记载西北和西域贡献的珍禽异兽有:“罴”“狐”“狸”“白狼”“白鹿”“猛兽”“符拔”(一种动物,形似麟而无角)“大雀”“牦牛”“貂鼠”“舞象”“狮子”“鹦鹉”“白鹰”“无峰驼”“独峰驼”“白驼”“孔雀”“文豹”“海青”“安息雀”“白乌”“赤乌”“乌鹘”“白鹘”“鹞”“麝”“野马”“拂菻狗”“五色犬”“活褥蛇”“黄鹦鹉”“野猪”“黄雕”“双头鸡”,以及它们的制品:“象牙”“犀牙”“鹿尾”“鹿舌”“大鸟卵”(驼鸟卵)“野马革”“玄狐裘”“鹿革”“马策”“白羽”“山鸡尾”“羚羊角”“牦牛尾”“貂皮”“熊胆”“獭肝”等等。这些珍禽异兽,有许多是中原没有的,通过进贡而进入到了中原,不仅使皇帝和中原人民大开了眼界,而且为中原引进了新的物种。其中,有些动物,经过长久的演化,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所喜爱和常见的祥瑞和文化符号,如“狮”“象”等。
    (五)、蔬菜植物。从西北尤其是西域进贡来的蔬菜水果植物,不仅改进、丰富了中原的蔬菜水果植物品种,而且见证了中原人民与西北和西域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友谊。见于史册的主要品种有:“浦陶”(葡萄)“苜蓿”“赤柽”“芍药”“栀子”“拒霜荠”“冬柰”“枇杷”“夏蒜”“冬笋”“朱柿”“千年枣”“香枣”“芝草”“哈密瓜”等。实际上,从西域进来的蔬菜瓜果还有许多,如石榴、核桃、无花果、大葱、蒜、黄瓜、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又称为波斯菜)、西瓜等等。由于深受中原人民的喜爱,它们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食品了。
    (六)、药材香料。西北和西域盛产各种珍贵药材,这些药材通过贡品进入中原,不仅为皇家所需要,而且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千家万户,对丰富中医药理论和药材宝库,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先后进贡的这方面的品种有:“大秦杂香”“细辛”“茯苓”“苁蓉”“假苏”“防葵”“狼毒”“鹿茸”“椒实”“雷丸”“杜仲”“黄恭蘖”“枳实”“柏脉根”“白胶花”“羚羊角”“苁蓉”“甘草”“芍药”“当归”“秦艽”“熊胆”“金丹”“玄芝”“南芝”“拣香”“龙涎”“红花”“阴牙角”“胡桐律”“阿魏子”“白龙脑”“乳香”“胡药”“眼药”“温肭脐”(补药)”“他鹿角”“舶上五味子”“蔷薇水”“龟兹香药”“大食瓶香”“安息鸡舌香”等等
    (七)、编织物。包括纺织品和各种编织物。这方面的贡品有:“织皮”“绘物”“乌丸帽”“粟特火浣布”“氍觎”“毯”“驼毛褐”“鞍面毡”“胡布”“越诺”(一种织物)“白越诺”“龙须席”“毡”“白毡”“胡锦”“大食花锦”“红丝吉贝”“蕃锦”“杂花蕃锦”“驼毛褥面”“龟兹花芯布”“绣丝”“红丝”“碧黄锦”“红驼毛”“金线璧衣”“大食火浣布”“撒马尔绒”“青棱幅”等等。
    (八)、有特殊技艺的人物。西域各国向中原进贡的不仅有各种物品,还有一些具有特殊技艺的人物,如“魔术师”“侏儒”“康国胡旋女子”“米国胡旋女”“梵僧”“名医”“回鹘僧”以及这些僧人带来的“金佛”“梵觉经”“贝多叶经”等。[ 以上参见:龚予、陈雨石、洪炯坤主编· 《中国历代贡品大观》[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当然,以上所列,仅见于各朝代官方史书所记载的,没有载入史书的贡品还有许多。这些贡品,虽然在官方史书中没有记述,但在历代贡品中却非常著名,并在地方的贡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青海的冬虫夏草和宁夏的枸杞等。

冬虫夏草被誉为“雪域仙草”,它生长在我国西部青藏高原,海拔4800-5200米无污染的高山草地上,是一种虫和草的独特复合体。为一种传统的名贵滋补中药材,有调节免疫系统功能、抗肿瘤、抗疲劳、抗衰老、增强体质等多种功效。因而、很早以来,冬虫夏草就和参茸等滋补品进贡宫廷,作为皇宫和达官贵族的专享,并成为皇室送礼赏赠之物。

关于冬虫夏草,青海民间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传说,唐朝的武则天晚年体衰多病,什么药都用过了,仍然是一日重于一日。她的御厨见此十分焦急,想起家乡的冬虫夏草很滋补身体,有返老还童之效。为此,他经过多方钻研,做了一道冬虫夏草全鸭汤给武则天吃。吃了一个多月后,武则天的身体果然好起来。,从此,这道冬虫夏草全鸭汤成了御膳房的一道名菜,冬虫夏草也成为了宫廷必不可少的贡品。

还有一则传说,说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五十多岁时,常感身体不适,经常头晕腰疼。有一天,和坤给他带来一名民间郎中,郎中把脉后给他开了一道方子,其中重要的一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乾隆照方连续服用二个月后,不但症状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精力大增。乾隆得知冬虫夏草有如此好处,便让臣下经常进贡,他终身服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宁夏的枸杞子,也是宫廷十分欢迎的贡品。枸杞,俗称“明目子”,是中药里的珍品。明朝著名的药学家李时珍曾对枸杞作过深入研究,其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宁夏枸杞浑身是宝,四季可用:“春采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籽;冬采根,名地骨皮,收实无弃物。”《本草纲目》还详细讲述了枸杞的药用价值:有滋补肝肾,明目,益面色,长肌肉,坚筋骨之功效。久服有延年益寿,延缓衰老之效果,还可以治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目眩,目昏多泪和消渴等症。因此,它历来是地方官府常年向朝廷进贡的重要贡品。明《弘治宁夏新志》有枸杞子作为“贡品”的记载。

关于枸杞,宁夏民间也有一则有趣的传说:传说康熙皇帝微服访宁夏的时候,路过一户门口,见一位满头乌发的年轻妇女在打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十分气愤,便上前喝斥那位妇女不孝,竟然殴打长者。不料那位妇女却说,我打得是我的儿子,就打他个不听话。我让他吃枸杞子,他就是不吃,你看都老成这样了,难道不该打!康熙皇帝看到这位女子这样年轻,十分惊讶佩服,不仅原谅了她的行为,而且从此也养成了长年服用枸杞的习惯。

宁夏的羊羔酒也是清朝皇帝喜爱的贡物。《本草纲目》载:“羊羔酒,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据清廷内务府档案载,1723年,雍正皇帝亲笔御批给陕甘总督年羹尧一道密札:“……宁夏出一种羊羔酒,当年有人进过,今有二十年停其不进了,朕甚爱饮他,寻些送来,不必多进,不足用时再发旨意,不要过百瓶,特密谕。”皇帝有此密旨,臣下自然要全力贡献了。因而,宁夏灵武所出的羊羔酒,也是当时皇帝十分喜爱的贡品。

三、西北贡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在中国贡品的历史演进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中国贡品的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贡品文化的一道灿烂的风景。

(一)、西北贡品大大丰富了中国贡品的历史宝库。在我国历代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各类贡品中,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始终占有重要的份量和位置,一度曾经居于首位。在中国贡品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西北方向,始终是一条源源不断、永不枯竭的主流。由于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有许多是中原地区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物种,汗血宝马、珍禽奇兽、别样果蔬、珍宝饰品、香料药材、胡地乐器、西域歌舞、异域人物等等,这大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由于这些贡品,除皇室享用外,往往还被分赐给王公大臣。皇室和贵族们对外来的新鲜物品的消费,形成了一种时尚,逐渐影响到了全社会。因而,不但使这些贡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中,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从而在中原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使中原增添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的物种,提高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同时由于这些物品的使用的流行,有力地影响了社会风气,使中原人民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对域外及域外新鲜事物的认识和兴趣,求新、求异、求特,从而有力地影响到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进步历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这些贡品的持续进贡,皇帝的特别要求和挑剔眼光,地方的严格把关和精心督造,也使西北地区,形成了一大批过去专为皇家服务,现在却走入千家万户的名优特产品,这对于促进西北乃至于全国的商品经济和商品文化,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二)、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有力地促进了中外交通和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西北的长安,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在这条贯穿西北,通向西域和西方各国的大道上,各地和各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车马,络绎不绝,各种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川流不息。而在各国进贡的使臣中,有不少是商人,有的则带了大批商人。他们在奉自己国王的命令,向中原皇帝进贡的同时,也乘机做些生意。有些本来就是想通过朝贡,而获得中原皇帝的特许,以更好的展开自己的商务。所以,通过这种进贡活动,使这条商路,更加繁荣,更加畅通。而皇帝为了酬答那些进贡的部族和国王,也会回赠礼物回去。因此,他们彼此会对这条商路重加保护,以使进贡之路和商品流通之路畅通。所以,可以说,正是因于进贡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和中原、中原和西域、西域到西方的交通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由于中原对昆仑和田玉的需求,实事上从西域到中原之间,就有一条玉石之路。西王母和周穆王的故事也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条由于贡献玉石而开通的玉石之路,成为了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前身。玉石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促进了贡品经济、贡品文化的繁荣。
    (三)、西北贡品和西域的贡献活动,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西北和西域贡献来的尽管大多是物品,但它们承载着很多的文化含量和信息。何况,伴随着这些贡品进来的,还有西域乃至于西方的各种人士。他们进入中原,不能不将自己本国、本地的文化带入进来。这些文化信息进入中原后,不能不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从西域进贡来的“梵僧”“胡僧”“回鹘僧”以及“金佛”“佛牙”“梵觉经”、“贝多叶经”,就对佛教等宗教传入中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再如,从西域进贡到中原的玉石,由于中国人民对于玉的爱好 ,由于它的优异品质,而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象征。古人把玉比作人,又把人比作玉。在周朝,玉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论祭祀、礼仪,还是朝见皇帝,都有一套完整的规定。《周礼》规定:“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在宗教方面,用玉制作礼器,用于祭祀和重大的仪式。在政治方面,玉作为王权的象征,王公贵族身份的标识,财富的体现。《周礼》还规定,君王以玉召见公侯大臣,公侯大臣以玉事君王。不同官爵用玉的等级不同,具体体现在印玺、礼制、丧葬、配饰等等规定,以显示人们的身份。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更是将玉赋予人格化,《礼记》记录孔子的话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他还认为玉有“十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玉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为人们爱玉、崇玉、敬玉提供了精神支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没有那种器物能够象玉器一样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象征,玉文化也成为了中华文化一种特有的代表性的文化。

从西北通过贡献进入中原的西域的歌舞艺术,则直接推动了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音乐舞蹈艺术的语汇和风格。尤其是在隋唐时期,通过西域诸国进献“胡旋女”、“胡旋女子”等歌舞艺人形式,西域的歌舞艺术进入到了中原。当时,宫廷上下对于西域的歌舞极其喜爱,形成了追逐、仿效的时尚。隋炀帝在隋初七部乐的基础上吸收了西域的音乐形成了九部乐。隋代的九部乐风格各异,绚丽多彩,直接被唐朝所继承。唐初的音乐以隋代为基础,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大量西域和民间音乐文化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唐代的宫廷燕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增加高昌乐,在隋朝九部乐的基础上形成了十部乐。”十部乐为:清商,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燕乐,高昌。它们除清商,燕乐,高丽乐外,大部分都是西域音乐。而从太宗贞观时到唐末,唐代流行的西域乐以龟兹部为最盛。贞观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火凤》曲,其中含有不少龟兹乐成分。据《唐会要》称:“神符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足见当时龟兹乐在唐初之盛。虽然贞观时期的十部乐每部仍有着浓烈的地方特色,但随着唐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加深,一些唐朝乐师不断学习演奏西域乐,一些西域胡人也在唐宫廷充当乐师,西域外来音乐与唐中原原有音乐不断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出现了二者融合之势。
    随着西域音乐在唐贞观时期的盛行,用以音乐演奏的西域乐器也流行起来。太宗时演奏音乐的乐器分为“八音”即一为金,二为石,三为土,四为革,五为丝,六为木,七为匏,八为竹。而在众多的西域乐器中以琵琶,箜篌,横笛最为常见。太宗时,太常乐工裴神符擅长琵琶。“神符又为五弦名手,始用手弹,后人习为揍琵琶。”可见西域乐器在唐太宗时的宫廷已经流行,这是因为在贞观时唐宫廷已有西域乐师的存在,而汉族乐师也大都精通西域乐器的缘故。这进一步反映了唐中原音乐文化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与西域的音乐相伴,西域的舞蹈也在这时向中原地区传播开来。胡舞在唐初的宫廷已颇为盛行。龟兹乐舞更是独步西域各国。唐初龟兹乐舞在唐盛极一时,当时著名的伶工白明达就是龟兹人,“贞观时,白明达以术逾等夷,积劳积考,并至大官。”可见龟兹乐舞深受太宗喜爱,其伶工在当时的宫廷地位很高。龟兹舞在唐初宫廷的流行使民间也受其影响而成为了百姓喜爱观看的胡舞之一。唐中原舞蹈又不断的吸收西域舞蹈的特点与风格,使二者达到了真正的交流与融合。[ 以上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四)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有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稳定边疆,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多处于我国的边疆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又是古代连通中亚、西亚以至于西方的门户,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之地,地理位置始终十分重要。如何稳固西北边陲,团结各少数民族,处理好与西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中央政府所要慎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历史上各位有抱负、有责任感的帝王,都十分重视通过“贡品”这一重要的形式和渠道,以加强与各地、各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彼此的相互往来和相互影响,并以此扩大中央政权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标志天下一统的决心和信心。因此,这种贡献,就并不单纯地是物品的交流,“进贡”和“纳贡”的关系,而具有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而且,西北各地、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向中央政府进贡后,皇帝总要本着“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以丰厚的“回赐”,或是赐给西域所十分需要的中原的物品,如茶叶、丝绸、瓷器等,或是予以优礼慰问,使边疆部族感到关心和温暖。在许多时候,甚至通过“止贡”、“罢贡”“停贡”来体现皇帝对边民和少数民族的安抚和体恤。同时,随着这些进贡,政府也允许更多的西域、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来到内地,或经商,或求学,也有不少留居内地而作官的。这也增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认同感,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西域各国有的就通过这种交流和来往融入到了中华的版图之中,有的虽然没有融合进来,但通过这种贡献和回赐、回赠的活动,也加强了彼此的友谊和友好往来。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友好,不能不影响到边疆部族和人民,使边境更加安宁,各少数民族人民对中华的认同感更为增强,因而,大大有利于国家的安宁和各民族的团结和睦。这是西北贡品和贡品文化对于中华的特别贡献之处,也是西北和西域输送的贡品的特殊意义之所在。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文:杨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