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近几十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相当活跃，相当多元，亦相当混乱，它一直处在各种“转型”中，至今也没有停歇。但是，这种“转型”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逐步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形态靠拢，一条是走上日益疏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西化”式“转型”之路。这两条路径分野明显，分歧也很清楚。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前一种路径很少有人去梳理、去研究、去首肯。相反，后一种路径却被一些人当成了新时期文艺理论“转型”的主体，当成了文论发展的“主航道”。这是很值得深入反思的。
这后一条“转型”的路径究竟是什么呢？用眼下学界比较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从“形象思维论”开始，到“二重性格组合论”，到“文学主体性论”，到文艺“向内转”论，再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诗学”论，再到“后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论。一些论著和论者认为，这就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主流”，中国近几十年文艺理论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我的认识与此不同。我认为，上述这个“转型”路径的描述，虽说大体符合某些理论现象的事实，但它是以偏概全的，它把另一条与之相区别的发展路径排除在外，也就是说，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过程被忽略掉了。这条“转型”路径，非但不能说是“主流”，而只能说是一股“逆流”。从上述的“路线图”中可以看出，它反映的恰恰是我国文艺理论这些年逐渐逃离、疏远、抵制和排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学科学性诉求的一个基本轨迹。
我的这个看法能否成立？概括得是否实事求是？这当然需要通过事实来加以检验。好在，眼下有不少总结新时期文艺理论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与文章在，人们可以独立地去思考、探讨和判断；好在，文艺创作中大量的负面现象摆在那里，硬说这些与上述文艺“转型”理论毫无干系恐也说不过去。
为什么讲这条“转型”路线与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背道而驰呢？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这些文论观念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往往使其自身在流布过程中自我放逐、定位不明，成为失去自主性的“他者”。这种理论没有自信，身份迷失，位置偏斜，带来的是原创性的稀薄和持续发展力的匮乏。
其二，这些理论尽管形态有别，但其基本内核与主要表现却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即执意“去政治化”，大搞“人性化”、“非历史性”，迷信“审美化”，主张理论“批评化”，推崇研究“文化化”，集中于一点，就是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当作了效仿的样板。
其三，这些文论大多不赞成文艺的“二为”方向，拒绝把“中国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鼓吹文艺要远离时代，远离民族和国家，把“自我”、“内心”、“个人”、“性爱”、“私密”、“丑恶”等当成永恒的主题、主轴或主宰。这同“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的规定南辕北辙。
其四，这些文论喜欢说“新的现实需要新的理论”，把自己打扮成“创新”和“改革”的推手。然而，这些理论，严重扭曲了与时代本性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泛审美化”论为例，表面上它是要修补先前理论上的“泛政治化”弊端，但统摄的结果是为文艺的“去思想性”、“去精神性”、“去价值性”推波助澜。
其五，这些理论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觑，它颠覆了唯物史观的基础，淡化了本应重视的意识形态因素，窄化了欣赏和审美的视野，逆转了文艺在价值上的功能，倾斜了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把文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全然抛到了一边。
其六，这些“转型”理论，常常不加区分地把所有“舶来”品和“新”提出的观点都当作“新理论”，唯独认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过时”、“陈旧”、应当“超越”的。这些理论往往以当时产生的舆论影响程度作为衡量其价值高低的准绳，不考虑理论自身的科学含量和学术成分，陷入一种用经验掩盖理论优劣的“伪创新”泥潭。
当然，还可以再概括出几条理由，但以上的六条足以说明问题。这些问题倘若归纳为一点，我想，用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一段话来评价，就颇为中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2]何等的形象，何等的入木三分！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上述这条“转型”路径，与我们党的文艺方针路线显然不是越来越接近，而是越来越疏远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显然不是越来越吻合，而是越来越隔膜了。在这些“转型”理论中，我们几乎听不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声音。这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认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3]的见解，无论如何是不搭界、不挂钩的。
二
上述这些“转型”理论，难道没有丝毫可资借鉴的东西吗？那倒也不是。客观地讲，其中有个别论述对开拓文论视野、丰富话语方式、革新观念方法，还是起了某种推动作用的。但问题是，从整体上看，这些理论的危害性确实很大。这条不间断的“转型”路径，带来的是文艺理论逐渐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反本质主义”的盛行，带来的是对文学理论的“唱衰”、“告别”和“终结”，带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存的“合法性危机”。而对文艺创作而言，它导致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导向”的丧失，“为人民服务”“天职”的丢弃，导致的是作家“以个人的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作品凌空蹈虚、缺乏人民性和人文性，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4]谓予不信，请看近些年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现状，就会清楚了。
以上这种描述和判断如果基本没错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理论的“转型”加以严肃的检讨和反思。我认为，从历史和事实出发，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从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目标出发，深入总结新时期以来文论“转型”中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一项亟须的、必不可少的任务。新时期已经过去了近40年，清理和检讨这一阶段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得与失，努力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在“多样”中谋求共识，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在总结新时期文艺理论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时候，那种只看现象不看实质，众口一词、不辨是非、人云亦云的做法，是要不得的；那种固执“新潮”立场，唯“洋论”马首是瞻，只以为高明得计，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态度，也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转型”历史的认识涉及到如何看待事物本质的问题。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矛盾冲突，说穿了，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如何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展开的。而这场冲突的焦点，始终集中在该不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和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上。不管各式理论打出的是什么样的“旗号”，也不管这些理论所经历的是进展还是曲折，都与它们对这个基本矛盾与核心焦点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回答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在总结时抓住这个“牛鼻子”，把对理论历史的分析拉上科学的正道。因为不同的归纳总结，意味着提供和利用不同的话语资源，意味着将文艺理论引向迥异的学术前景。在这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是至为关键的。譬如，有的文论学说，本来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信任，本来就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相干，有的人却偏要把它打扮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最新发展”。这就不免有以劣充好、“挂羊头卖狗肉”、自欺欺人之嫌了。
所以说，在总结这些“转型”理论时，我们不能陷入认识的误区。应该清醒地看到，其中有些理论“声名鹊起”，本质上是因为它们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某种“西化”的思潮，是因为它以“自我”为轴心选择了不可遏制的市场经济取向，抑或是因为在消费主义和娱乐狂潮挤压下放弃了本应有的理想和信仰。习近平同志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针对政治上“缺钙”现象，曾经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5]文艺理论上出现的上述问题，其实也就是理想信念“滑坡”和“动摇”的表现。不然，怎么会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采取疏远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这些“转型”理论，用马克思当年的话说：“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6]
此外，总结和反思这些“转型”理论的进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认到，理论上拾人牙慧，缺乏自觉和自信，的确是没有前途的。以实际问题的研究来带动理论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带动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模式；与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赋予中国文论家主体身份的基本前提，就是他所言说的应是中国的文艺现实，他所依傍的应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位文论家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成功地阐释和说明中国的文艺问题，他才能拥有作为文论话语创造者的资质，才能进而为自己赢得对话者和倾听者。
文论的历史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时间，更是一段倾注了思考和感情的生命体验。无论是历史的亲历者，还是通过阅读去触摸与接近那段历史的后辈，都会在这些经历与读解中产生自己的价值判断。正因如此，历史虽然处在过去时间的结点上，但却始终指征着未来。对于文学理论“转型”历史的探讨，需要本着反思的态度，真正深入历史语境，梳理、体悟和评判历史，为今日文艺理论格局的变化和当下文论生态做出尽可能合乎事实的描述，使之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文艺创作实践，严格说来都是由一定的文艺理念和文艺观念来引领与推动的。科学的文艺理念能够指引文艺健康发展，错误的文艺理念势必会导致文艺实践走入困境和歧途。这是我们在文艺理论建设上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
记得有学者说过，大意是：现代文艺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部分。文艺理论并不是一种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对象，而是用来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观点。[7]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绝对，但在本质意义上却是正确的。文艺理论界内部对新时期文艺理论发展史的描述和认知的确不尽相同，但理论变化同时代、历史、政治和思想活动脱不开干系却是谁都得承认的。因此，我们反思新时期文艺理论变迁的路径和取向，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时代变迁路径和取向的一种折射和反映。
文/董学文
注释：
[1][2][3][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5]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第2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