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当代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学术理论界把龙的相关问题统称为龙文化。本文从宏观的视角，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对龙文化进行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认为龙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八个大的问题上，或者称为八类文化，即图腾文化、祖根文化、天象文化、利生文化、皇权文化、祥瑞文化、民俗文化、英雄文化。
关键词 龙文化；宏观考察
作 者 王永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450002
在当代世界范围内，外国人常称中国为龙，称中国人为龙的传人；中国人自认为龙是中国的标志，中国人是龙的后代。在当代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学术理论界把龙的相关问题统称为龙文化。龙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它包括龙的起源、流变过程及文献资料；从意识形态的抽象层面来看，它包括与龙相关的文化观念、文化心态与文化精神；从社会大众接受与传播的层面来看，它包括由龙文化引起的社会习俗，以及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如诗文、小说、戏剧、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关于龙的反映与表现；从物质的具象层面来看，它包括在古代墓葬、各种建筑、文献著作、器用物件、艺术作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龙的造型及其载体。本文拟从宏观的视角，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对龙文化进行整体性与综合性的考察，笔者认为龙文化的内涵主要表现在八个大的问题上，或者称为八类文化，即图腾文化、祖根文化、天象文化、利生文化、皇权文化、祥瑞文化、民俗文化、英雄文化。
1、图腾文化
世界上各民族在文明之初都曾有过对于物象的崇拜，包括对宇宙间自然力的崇拜、对天神的崇拜、对自然规律的崇拜等，其中之一是图腾崇拜。“图腾”一词本来是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族的方言，意为族徽标记，后来世界各国也便借用这个概念指称其他民族的图腾崇拜现象。中国远古时期，众多的氏族集团各有自己的图腾，如黄帝族以熊为图腾，炎帝族以羊为图腾，太昊族以日为图腾，少昊族以挚鸟（凤）为图腾，颛顼族以瑞玉为图腾，瑶族以狗为图腾等。汉民族认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等为始祖，即是说，汉民族的祖先的图腾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以其中的黄帝族图腾为主的话，那么应该是以熊图腾为代表性图腾。近年叶舒宪先生著《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一书对此有深入的探讨⑴。可是，在后世的文字记载中出现了龙图腾，取代了各氏族原有的图腾。因此，龙的出现，本来是人类社会早期图腾文化的产物。
然而，龙本身是并不存在的动物。它既不是生物进化史上繁盛于中生代的恐龙，也不是现今仍存世的鳄鱼、变色龙等爬行动物，它是古代中国人虚拟的一种动物。虚拟的根据很有可能是原始人类看见龙卷风出现，把那种细长飞动、能升天落地、威力无比并能带来风雨与灾祸的神奇之物称之为龙。关于龙的具体描述，《尔雅翼·释龙》记龙有“三停九似之说”。“三停”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即是说龙从头到前肢、从前肢到腰（后肢之前）、从腰到尾这三段的长度大致相等。九似谓“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即是说，龙的身体各部分分别像九种动物。闻一多先生说：“然则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⑵
龙的形象被虚拟出来之后，中国远古时期的不同氏族便认同了这一种神奇而伟大的新图腾，自动放弃本氏族或本部落原有的旧图腾。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黄帝族、炎帝族和全国其他各氏族、各部落的兼容与统一，中华文化也是黄帝等主要部族的文化和其他部族文化汇聚融合而成的大文化。龙图腾的出现及各部族对它的认同，反映了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具有大一统能力与引导能力的本质特征。
龙的图腾文化是后来龙文化的其他内容的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从后世各民族的传说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同民族对于龙图腾及龙文化的接受与传承。许顺湛先生的文章指出：“龙文化影响的不是个别地方，而是整个中国。有一本书叫《龙的传说故事》，只是选编了一部分，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龙的传说故事不仅遍及全国，而且在白族、高山族、朝鲜族、回族、苗族、彝族、瑶族、纳西族、蒙古族等许多少数民族中，几乎都有自己龙的传说故事。龙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龙文化深入人心，代代相传。”⑶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与各民族认同的龙图腾及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2、祖根文化
中华民族认同的始祖是三皇五帝。尽管三皇与五帝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传说中的几位主要的始祖，即伏羲、黄帝、炎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被奉为始祖则是没有疑义的。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种重要的观念是崇祀先祖，不忘根本，因此祖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色之一，后世及当代的祭祀祖先风俗及寻根问祖意识，即是祖根文化的体现。由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都被认为是龙的化身，因此龙文化就和中华民族的祖根文化紧密相连。龙是中华民族始祖的图腾，也是后世中华民族崇祀的始祖偶像的神化。
关于伏羲，《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云，伏羲氏其母居华胥，称华胥氏，“与蛇感而孕”，因蛇为龙之属，即是说伏羲为龙种降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又记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这里说庖牺氏（即伏羲氏）之母华胥踩到巨人的脚印，有人解释说而这“巨人迹”即是龙的脚印，因而伏羲为人首蛇身（即龙身）。后世画家所绘伏羲与女娲图像皆为人首蛇身，就是根据这样的传说。关于黄帝，《史记·天官书》记云“轩辕黄龙体”，即是说黄帝是龙转生。关于炎帝，《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云：“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这是说炎帝也是龙转生的。关于颛顼，王嘉《拾遗记》云：“帝颛顼高阳氏，黄帝孙，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滨，遇黑龙负玄玉图。时有一老叟谓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颛顼生，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⑷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已是龙的后裔，这里说他手有龙文，与龙的血缘关系又密切了一步。关于唐尧，《竹书纪年》云：“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上述种种传说，进一步把龙图腾的观念坐实，说三皇五帝中的多位始祖是龙种或者具有龙的生理特征，这就意味着后世繁盛起来的中华民族就都是龙的后裔了。当代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即是根源于多位始祖本为龙的传说，使祖根文化与龙文化合二为一。
《通鉴前编外纪》又记载说，太昊时因为有龙马负图出于河的祥瑞之兆，因而对于所设的官职就以龙来命名，称为龙师，“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源。又命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又曰苍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官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国家之后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他各方面的礼仪制度法规典章等皆由官制派生。如果要对这些规章制度寻根究底，它们最初产生时都已经打上了龙文化的印记。
3、天象文化
本节所谓的天象的概念，不是宇宙层面关于星座、银河、日月运转的天相变化，而是如同当代气象学层面的天象变化。远古时期，人们对于天气阴晴及风雨雷电的产生还没有科学的认识，而在龙的概念产生之后，就认为是龙的行动造成的。
《易·乾卦》中谓“飞龙在天”，又谓“云从龙，风从虎”，此语代表了远古时期人们对于龙的基本认识，即广阔的天空是龙活动的基本场所，龙出行必有云相随，龙活动的地方即有风雨雷电发作。王充《论衡·龙虚篇》中说“雷龙同类”，“龙者云之类”， 又说“龙，鱼之类也，其乘雷电，犹鱼之飞也”，都指出龙与云雷闪电的依从关系。《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此段文字为“雷泽有雷神，龙首人颊，鼓其腹则雷”，与今传世之本《山海经》有所不同，而意思是一样的，即是说，天上打雷是由于龙鼓肚子而发出的声音。《淮南子·坠形训》云：“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其文与《山海经》不同，高诱注解说：“熙，戏也。”意思是说龙鼓起肚子戏耍而引起雷电等天象变化。从这些记述可知，远古时人们对于天象的认识同对于龙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龙文化是天象文化的重要内容。
当代有的学者指出，雷电是龙产生的渊源。张文彬、秦文生二先生的《龙渊源考》引述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于“龙”字的解释说：“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于是认为：“只有雷电恰好出现于春分和秋分之间……电闪时的确能幽能明，形状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恰是龙的形象。雷隆隆作响的声音，正是‘龙’字的读音。”⑸这里表述的观点，是对龙文化反映的天象文化内容所作的探讨性诠释。
4、利生文化
古代中国人认为，龙作为神灵之一，其基本职能是负责行雨，主管水利，天旱就按照天意兴云布雨，地发洪水则帮助治水。行雨和治水有利于植物生长及动物存活，也有利于大众民生。因此，龙文化具有利生文化的性质。
中国进入农业文明的时间比较早，远古时期人们就有遭遇天旱时向上天求雨的风俗，在商代甲骨文卜辞中可以见到求雨的记载，但是那时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把求雨与龙联系起来。《左传·桓公五年》记云“龙见而雩”，“雩”是求雨的祭祀仪式，但这里所谓的“龙见”是指苍龙星见于东方，这时是求雨的时机，而不是指作为图腾的龙。《左传·昭公十九年》记郑国发生水灾，有人看见两条龙在洧渊争斗，请求祭龙以消灾，子产不许，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就劝止了人们的请求。这一事例说明春秋时候祭龙求雨或免灾的观念还没有确立，后来到了汉代，这样的观念才逐渐明确起来。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记述官方主持的求雨活动时说，春旱求雨，于东门外，甲乙日，作青龙；夏旱求雨，于南门外，丙丁日，作赤龙；秋旱求雨，于西门外，庚辛日，作白龙；冬旱求雨，于北门外，壬癸日，作黑龙。季夏旱求雨，于南门外，戊己日，作黄龙。由于这时的求雨活动中设置了各种颜色的龙作这标识，于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把降雨的功能赋予了龙。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而佛教经典中是认为龙王主管行雨的。《华严经·世主妙严品》云：“复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楼博叉龙王，娑竭罗龙王，云音妙幢龙王……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修行本起经》说，佛祖释迦牟尼降生时，“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郁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持摩天衣裹之”。由于佛教的影响，中国人把佛经中的说法同中国龙文化观念结合在一起，完善了龙司雨及祭龙求雨的神话。在中国道教的经典著作中，也编造了龙王主管降雨的各种说法，说有东、西、南、北四海龙王，或东、西、南、北、中五方龙王，《太上元始天尊说大雨龙王经》列出清净龙王、大地龙王、法海龙王等68位，《太上召诸神龙安镇坟墓经》列出五方龙王、深林神龙王、山神龙王、天星八卦神龙王等79位，《太上洞渊说请雨龙王经》列出日月龙王、星宿龙王、天宫龙王等58位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有相关的描写。白居易《黑潭龙》诗云“丰凶水旱与疾疫，乡里皆言龙所为”⑺，可知唐代的乡间民众已流行关于龙的这种认识。唐代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书》中写有洞庭龙王、泾河龙王、钱塘龙王，明代出现的《西游记》中写东海龙王名敖广、南海龙王名敖顺等。到元、明、清时期，龙王司雨及祭龙求雨的观念已成为社会民众的普遍认识，并形成相关的民间祭龙求雨的习俗。全国各地到处都有龙王庙，香火旺盛。人们祈盼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于是对龙的司雨功能特别给予崇拜与迷信。
关于龙治水的传说由来已久。《楚辞·天问》有“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句，朱熹《楚辞集注》引古本《山海经》说：“禹治水，有应龙以尾划地，即水泉流通，禹因而治之也。”（今本《山海经》无此语）应龙是一种有翼之龙，据传说，大禹治水时因应龙用尾划地而开出河道，导洪水入海。王嘉《拾遗记》也记述道：“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又说：“禹疏川奠岳，济巨海则鼋鼍而为梁，逾翠岭则神龙而为驭。”⑻这里说，龙既能用尾划地开河，又能为大禹驾车，在治水之役中贡献巨大。于是后世从皇帝到庶民都认为龙除了司雨的职能之外，还能治水，护佑民众免受洪水之害。有的朝代还给龙王加封号，如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年）十月对五龙神都封王，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⑼。清代雍正、乾隆皇帝都曾多次封龙王神。许顺湛先生的文章还指出：“旧时的农历每年都明确指出是几龙治水，最少是一龙，最多是九龙，龙少了忙不过来要干旱，龙多了互相依靠，也要缺雨。因此，在民间把龙看作是左右人们生产、生活和安全的神灵。”⑽从上述传说来看，龙文化显示出利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因而也成为社会大众的重要关切。
5、皇权文化
由于远古时期神话传说认为三皇五帝中的多位帝王是龙的化身，因而在后世人们的观念中就把龙和帝王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帝王的降生或者是龙转世，或者有龙的预兆，于是便以龙指称或比喻帝王，并且以龙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
古《三坟》中《连山易》的残文中说：“君物龙，龙善变化能至云雨，为君物也。”⑾这是最早把国君比喻为龙的文字记述，认为只有一国之君才能像龙那样具有至尊地位和至高权威。秦朝统一中国，秦始皇把皇与帝集为一身，人们就称他为“祖龙”。汉代以后，这一类传说就司空见惯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且，刘邦“尝从王媪、武妇贳酒，醉卧，武妇、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汉武帝内传》记载，汉景帝刘启住在宫中的崇芳阁，见“有赤龙如雾，来蔽户牖”，占卜者曰“此阁必生命世之人”，于是刘启就让王美人住在此阁中，不久生下了汉武帝刘彻。《宋书·符瑞志》记宋武帝刘裕少时曾醉卧酒店中，有人看见他睡的地方呈现五彩如蛟龙，他出行时也有人看见常有两龙在前引导。《南史·齐武帝本纪》记齐武帝萧赜云：“帝将产之夕，孝皇后昭皇后并梦龙踞屋，故小字上为龙儿。”《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太宗纪”都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产房附近出现大片祥云，室外有二龙游戏，冲天而去。后世各代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大体都是认为皇帝出生时有龙的征兆或出行时有龙的护佑；或者是有人故意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以显示皇帝的身份非凡。
由于这一类传说的流行，古代的皇帝便自命为天子，同时在世俗的舆论中人们又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皇帝自身及其所用的物品都打上龙的标志，如皇帝的身躯称为龙体，面容称为龙颜，所穿长袍称为龙袍，鞋称为龙靴，上朝的大殿称为龙廷，御座称为龙椅，睡的床榻称为龙床，儿孙称为龙子龙孙，逝世称为龙驭归天，其住所、办公处、衣服、器物等上面都刻绘有龙的图案，等等。这一系列事实，其本质是历代皇帝以此作为欺骗、愚弄社会大众的手段，为树立权威、巩固统治而造势。因此，中国古代龙文化为皇权文化所利用，并且对于社会大众的思想及文化心态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6、祥瑞文化
由于人们对龙的敬畏、景仰与崇拜心理，因而在古代的文化观念中，普遍认为龙的出现是祥瑞之兆。历史典籍中关于龙现身的记述未必真的是事实，或者所见为龙卷风，或者是被夸大了形象的某种怪兽，或者是捕风捉影的讹传，或者是人为的编造。尽管不可信以为真，但是关于“龙现”所反映的文化心态则是对于祥瑞的惊喜与期待。中国古代的祥瑞文化有丰富的内容，而龙文化也是祥瑞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三国时，吴国孙权黄武八年（229年）夏，有黄龙现身于京口，孙权因此祥瑞而改元为黄龙元年；“又作黄龙大牙（旗），常在军中，诸军进退观其所向”；并命胡综作赋记其事⑿。曹魏太和七年（233年）春，有龙现身于摩陂，行至许昌，于是此年魏明帝曹睿改元为青龙元年，刘劭为之作《龙瑞赋》，中云：“有蜿之龙，来游郊甸，应节合义，象德效仁”⒀。十六国时期，前秦将领吕光某次领兵作战时有人见营外有一黑物，“摇动有头角，目光若电”，认为是黑龙出现，于是吕光割据凉州，建立后凉，并于麟嘉八年（396年）改元为龙飞元年⒁。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益州、绵州等地报称有龙见，于是高宗就下诏将此年改为龙朔元年。唐昭宗文德二年（889年），朝臣报称宫中昭德殿出现紫气，昭宗派人查问，发现金龙子（一种工艺品）一枚，于是认为天降祥瑞，就改元为龙纪⒂。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秋九月五日，人们看见有龙现身于上党伏牛山之南冈，潘炎为之作《黄龙见赋》，小序中说龙的出现是“彰圣人之德也”。景龙三年（709年）六月十五日，人们又见龙现身于牛山，潘炎又作《黄龙再见赋》，谓“天意汲汲于圣人”⒃。诸如此类的各种事例，都是历代对于龙文化的祥瑞意义的利用，和龙文化的皇权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为封建统治者制造舆论巩固统治地位的手段。
古籍中还记述一些与龙现身的祥瑞之兆相对立的情况，若有龙死，则是大不祥之兆。《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二年（15年）讹传黄龙堕死于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前往观看者有数万人，王莽得知，特别感到丧气。《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说，桓帝延熹七年（164年）六月，有人看见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善天文阴阳之术的襄楷说，“夫龙者为帝王瑞”，龙死则预示祸乱；他举出天凤年间曾有人看见龙死而王莽被杀、东汉复兴一事，说这是“易代之征也”。当然，龙死的消息或许也是讹传，这反映了社会民众的政治倾向、思想情绪与文化心态。
龙的形象不仅对于帝王是祥瑞之兆，而且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认为是祥瑞之兆。《西京杂记》记董仲舒梦见蛟龙入怀，于是就撰作出《春秋繁露》这样的名著。董仲舒是文臣，他梦中见龙当然不会是预兆他能当皇帝，而是预兆他文才颖异精进，能够写出更佳更优的文章。明末著名作家冯梦龙，字犹龙，他的名字当即是采用董仲舒和老子（孔子说老子“其犹龙耶”）的典故，取其祥瑞之义。民间世俗在房宅、器物、衣服及装饰品上绘制龙的图案，以及节日舞龙的活动等，龙的形象也主要是表示祥瑞、和谐、福祉等意义，由此表现社会民众喜庆、欢悦的心情。
7、民俗文化
中国古代的龙文化深入到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民风世俗的重要内容。这是龙文化的世俗化的表现，也是民俗文化中对龙的形象崇拜、迷信、敬畏以及依赖、亲和等心态的综合体现。
十二生肖的确定是民俗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它与每个人的身份都密切相关。十二生肖是以12种动物表示12种属相，其中的“辰龙”是唯一的非真实存在的动物。十二生肖的说法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说明在汉代已经流行。后来在各地少数民族中也都仿照汉民族流行十二属的观念，但所确定的动物略有变化，如唐代突厥族以鳄鱼代龙，后来彝族以穿山甲代龙，这说明各民族对于龙及十二属的理解略有差异。
古代的丧葬习俗中龙文化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远古时期的墓葬中，有用蚌壳摆塑的龙与虎的造型，这是最早在墓葬中使用龙图案的实例。当代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已常见大量使用龙的图案。在河南永城芒砀镇柿园村发现的西汉早期梁王墓的墓室前厅顶部有一幅壁画，主体是一条飞腾状的苍龙，四周列有祥云、虬龙等，色彩艳丽，造型精美，国内罕见。在洛阳发现的西汉卜千秋夫妇合葬墓中也有大量的龙壁画。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的一号西汉墓中，有表现龙神话故事的图画，构图复杂，形象生动，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当代出土的北魏、隋、唐及其后各时期的墓葬中，龙的图案与造型更是多种多样，负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在古代的堪舆学中，风水先生还把勘定适合选作墓地的具体位置称为龙穴。
古代节令习俗中龙文化的内容尤其丰富多彩。春节、元宵节有龙舞表演，二月二称为“龙抬头”，端午节不少地方有赛龙舟活动，中秋节有些地方有舞火龙驱疫的活动，有的少数民族有祭龙节（如云南的德昂族）。这些习俗一直沿续到今天，人们都非常熟悉，毋须赘述。
8、英雄文化
中国人自古以来有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人们都崇敬英雄，渴望成为英雄。关于英雄的业绩与精神，大众对于英雄的认识、崇拜、赞颂以及对于英雄行为的效法与追求等，构成内涵丰富的英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常常用龙来比喻英雄，以对于龙的认识来议论或描绘英雄，因此，龙文化与英雄文化交错发展，演绎出精彩的篇章。
关于“英雄”一词，在汉代就出现了，班彪《王命论》云：“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⒄此后，英雄一词在史籍中的出现逐渐频繁，其含义大体是指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如《后汉书·袁绍传》云：“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关于英雄概念的定义与内涵，应当以三国魏刘邵（劭）《人物志》的解释最为精辟，他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至于人中的英雄，刘邵又解释说：“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刘劭就是前述《龙瑞赋》的作者，对于龙当然有深刻的认识，但是没有见到他用龙比喻英雄的言论。后来，在文人的著作中用龙比喻英雄的说法就逐渐多起来了，其中以《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的一段话最为典型，这里写曹操对刘备说：“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这虽然是小说的描写，却是非常典型地表述了英雄与龙的相似特征。
《三国演义》所写曹操的比喻，实则出于古人对龙形象的描述。除本文前引许慎《说文解字》中对龙的解释“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之外，汉代刘向《说苑·辨物篇》云：“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扬雄《法言·问神篇》亦记云：“或曰，龙必欲飞天乎？曰：时飞则飞，时潜则潜，既飞且潜，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欤？”这两段所描绘的龙的形象，和曹操所言内容相符。
其实，在《三国演义》之前，不少著作中已见用龙或虎、凤比喻英雄了。《后汉书·耿纯传》记劝说李轶之语云：“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间兄弟称王。”《南齐书·王僧虔传》诫子书云：“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宋代苏轼《张安道乐全堂》诗赞颂张方平云：“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⒅南宋文天祥的《酹江月·和友人〈驿中言别〉》词云：“乾坤能大，算蛟龙岂是池中物。”⒆明代高启《咏隐逸诗》云：“南阳有龙凤，乘时各飞翻。”⒇这些诗文中的龙虎、龙凤、龙章、蛟龙等都是对于英雄豪杰的比喻，以此赞颂他们有非凡的人品与能力，或者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关于鱼跳龙门的传说也同龙文化与英雄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三秦记》记云：“河津一名龙门，大鱼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鱼。”（21）英雄是智慧、能力与功业都特别出众的人物，在人群中是少数，能成为英雄不容易，这正像鱼跳龙门则变成龙一样，成为英雄则成为人中之龙。洛阳龙门石窟有一副石刻对联为“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据说是宋初陈抟的笔迹，这“人中龙”即指人中的英雄。清初盛际时撰作的传奇剧本名为《人中龙》，写勇士刘邺英雄无比，剧中结局时皇帝在一幅《少年击剑图》上题“人中龙”三字，褒奖刘邺功绩。世人常说“望子成龙”，即是希望儿子长大能成为超众非凡的英雄人物。古时人取名字或号常见用“龙”字，如三国时诸葛亮号卧龙，赵云字子龙，陈登字元龙；南宋时有兵部尚书刘应龙，明朝有大将华云龙、万历时进士马应龙和余文龙、明末总兵马世龙，清代有著名清官于成龙；小说《水浒传》中写英雄好汉们的绰号，公孙胜是入云龙、史进是九纹龙、李俊是混江龙、邹渊是出林龙、邹润是独角龙，等等。以“龙”字取名或字号的含义，主要是人们的龙文化心态和与之相关的英雄文化心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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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版。
⑵ 闻一多《神话与诗》，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⑶ 许顺湛《论龙的传人》，《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⑷ 晋王嘉《拾遗记》卷一，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本，1981年版，16页。
⑸ 张文彬、秦文生《龙渊源考》，《寻根》1996年第1期。
⑹ 《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及《道藏·洞玄部·本文类》。
⑺ 唐白居易《黑潭龙》诗，见《全唐诗》卷四二七。
⑻ 晋王嘉《拾遗记》卷二，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本，1981年版，37、33页。
⑼《宋会要辑稿·礼四》。
⑽ 同⑶。
⑾ 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易类》。
⑿《三国志·吴志·胡综传》。
⒀ 三国魏刘劭《龙瑞赋》，见《全三国文》卷三十二。
⒁ 《晋书·吕光载记》。
⒂ 《太平广记》卷四二三引《大唐杂记》。
⒃ 唐潘炎《黄龙见赋》、《黄龙再见赋》，见《全唐文》卷四四二。
⒄ 东汉班彪《王命论》，见《后汉书·班彪传》引。
⒅ 苏轼《张安道乐全堂》诗，见《分类东坡诗》卷三。
⒆ 四部丛刊本《文文山先生全集·指南后录》。
⒇ 明高启《高太史集》卷三。
(21)《艺文类聚》卷九十六引辛氏（名不详）《三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