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优秀文学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回族的发展历史上，不仅创作产生了大量丰富的口头文学作品在民间代代传承，而且涌现了数不胜数的杰出作家，奉献了大量在中华文坛熠熠生辉的作品，在中华文学的百花园里绽放着独特的风采。

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各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下，回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民族自觉意识有了新的增强，回族文学获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呈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新时期回族文学的繁荣首先表现在作家队伍的壮大和创作实力的增强上。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首先要看她拥有的作家队伍的阵容。回族虽然有一千多万人口，但由于居住上“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散居全国各地，创作人才产生不易，且很难布成阵势。新时期以来，随着回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上空前的解放，随着民族生活的沸腾激变和民族精神、思想的有力张扬，各地的回族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而这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作的回族作家，也焕发了新的艺术青春。在这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东西南北中的回族作家们意气奋发地登上了中华的文学舞台。他们中，既有宝刀不老的文坛宿将，也有正当盛年的中年骨干；既有英姿飒爽的女中英豪，还有意气风发的文坛新秀。大家胼手胝足，勤奋耕耘，人人矢志握灵蛇之珠，个个奋力抱荆山之玉。有的擅长于小说，有的擅长于诗歌，有的擅长于散文、戏剧、理论，有的则几门兼擅，被称之为“全方位高产作家”，从而组成为一支门类齐全、阵容整齐，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的空前盛大的回族文学大军。这种盛况，在我们这部选集中也有所反映，这是令我们欣慰并自豪的。

其次是创作了大量的回族文学作品。回族作家队伍的质量是以他们的作品为衡量依据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回族作家们爆发出巨大的艺术生产力，创作出版了大量的、难以数计的文学作品。至于在海内外报刊、出版物上发表的单篇作品，恐怕更是灿如繁星，非人力所能计数。因而，在编选这部选集时，我们一方面为回族作家所取得的成绩自豪，心中满溢着丰收的喜悦，但也常常生出遗珠之憾，为篇幅所限不能更多展示一些优秀作品而痛惜。

新时期回族文学的成绩，更表现在作品质量的大幅提高上。归根结底，作家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衡量一个民族文学的成绩，是看这个民族为国家、为世界奉献了多少有影响的文学作品，看她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成熟的民族艺术风格。在新时期回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多么可喜的景像啊！在创作质量上，如果说新时期回族文学如同拉美文学那样，呈“爆炸”之势，也是毫不过分的。

张承志的《心灵史》不但为知识界所热捧，而且走入深山，走入底层，为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所珍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一印再印，不断再版，而长期在读者中盛行不衰。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以其回族所特有的思想和艺术灵光与趣味，而获得文学界的高度评价；穆青、郭风、沙叶新、马瑞芳等人的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沙蕾、木斧、马瑞麟、高深的诗歌，都在当代中国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直接推动了这些文体的繁荣和发展。在这些作品面前，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无愧于我们可爱的人民，也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

同时，我们还欣喜地看到，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了自己独特而迷人的味道，在中国文艺百花园里放射着自己鲜明而靓丽的风采。

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材是丰富广阔的。漫步于回族文学创作的形象画廊，我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回族作家们展示了多么广阔、丰富的创作领域啊！从空间上看，既有反映祖国各族人民生活的，也有表现不同地方民族聚居区域内回族人民生活的，更有表现海外乃至世界人民生活的，可谓是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从时间上看，既有反映古代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中英雄人物、重大事件的，也有表现现当代民族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和精神嬗变的……。文学创作题材，实际上是一个文学表现内容的问题。一个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否，反映了一个民族人民的现实及内心世界的宽阔和丰富程度。这种题材的丰富性，使回族文学像一条波澜壮阔、汪洋姿肆的大河，兼收并蓄，源远流长。它虽不像小溪般澄澈纯净，一眼见底，但却气象万千，雄浑宽阔，从而呈现出无限壮观、无限丰富的博大境象。这正是一个大的民族所应具有的文学景象。

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是多彩多样的。在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是繁花竞放，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个性不同的繁华景象。以小说家而论，张承志“曾经相当偏爱抒情散文式的小说叙述方式”。 ，后来又宣称：“我一直热爱的是诗”，“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 。因而，他的小说作品语言精美、奔放、抒情，韵味浓烈、雄浑、强悍，具有“诗化小说”的创作特点。霍达自称为有“含英咀华之好，并雕章琢句之癖” 。因而她的作品，具有雅致、细腻、传神的艺术特征。而陈村由于比较注重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技巧，他的作品，就有“冷而热，谐而沉，乱而有序，既是闹剧，更是悲剧，既引人发笑，更令人在苦涩中深思的嘲弄式风格” 。从而展现出了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可喜局面。新时期的回族诗人，也是各具神采，各竞风流。沙蕾的真诚自然，清雅流丽，木斧的凝炼传神，意象纯净；马瑞麟想象丰富，情绪浓烈；赵之洵清淡飘逸，绚丽轻盈；高深真挚放达，底蕴深厚……从而给人以多样的艺术感受，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多样的创作才华。

虽然，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艺术题材和作家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仍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相对一致的艺术特征和美学追求。因而，新时期回族文学创作的成就和进步，还表现在民族文化的自觉和民族风格的成熟上。

衡量一个民族文学成就的标志，不仅仅在这个民族作家队伍和作品数量的多少，还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学，是否具备了稳定而成熟的文学风格，在这个民族的文学创作中，是否贯穿并体现着民族的文化自觉。世界文学史的发展过程表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都在其纷繁多采、多元同构的现象中客观地、内在地呈现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创作特征和审美追求。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多元有机组成部分和一个独立、客观存在的文学范畴，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发展，亦呈现出了一种在多彩多姿的状态中占主流的、大体趋同的创作特征和相对一致的艺术追求与审美理想。

在过去，由于经济基础的落后和政治上的歧视，一些回族作家甚至于连自己的族属都要回避，更惶论在作品中反映民族文化意识，表现民族情感了。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回族作家们不仅自觉深入民族的现实生活，与本民族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深刻反映民族社会生活、表现民族情感，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一些不是直接反映回族生活，甚至是非回族题材的作品里，也渗透着自己的民族情感，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民族视角和审美倾向，散发着回族文化特有的灵光和趣味。

例如，张承志、霍达、石舒清小说的表现题材虽然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回族的精神文化，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种精神文化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因而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神采。再如，沙蕾、木斧、马瑞麟、高深、冯福宽诗歌歌咏的对象不同，题材不同，但他们都抒发的是回族人的感受和情怀，诗歌中散发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从中可以感受到回族作家固有的文化内涵、思维特点和审美特征，从而使这些作品散发着独有的道德思维、直觉思维、神话思维的特点 。正是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民族风格。从而使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具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特色。 这充分显示了回族作家的文化自觉和回族文学在风格上的成熟，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创作经验和启示。 从回族文学创作多元一体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出回族作家们相对一致的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 新疆的回族作家白练说：“作为一个民族作者，着力于发展和繁荣本民族的文学艺术，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所以，“应责任感的召唤”，“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回族人民的生活”，“而且是尽了力的” 。甘肃的回族作家马步斗在谈自己的创作时指出：“处于本世纪末和跨世纪的回回民族，受到现代世界的激烈冲撞，比起其它民族的文化心态来，似更有着其独具的特色。在历史的急遽变革中，回族灵魂的深层悸动、嬗变是那样深沉乃至酸楚”，“作品里所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生活在作者身边。我熟悉他们，了解他们，力求写出他们那令人萦思不已的对于人生况味的品嚼……” 。北京的回族作家马连义抒发自己的写作理想时说：“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民族，也爱我的故乡。……迄今，我创作的反映回族生活的所有作品，每每都是故乡真实生活的写照，我笔下的人物(除名字虚构外)均确有其人。故乡喂我的是乳汁，我回敬给故乡的是，一个游子深沉的爱呀!” 。陕西的回族作家冯福宽更是这样激励、鞭策自己：“面对生我养我的回回民族，我常常琢磨思索，夜不能寐。我是回回民族的儿子啊!我能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吗?” 。 因此，新时期回族作家的创作追求和审美理想，从个体的角度讲，是“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追寻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黯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跳起来”的文学最高境界的“美文” 。而从回族作家的总体来讲，则是“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传神而有灵性” 的文字，即民族文学的民族化。

文学的民族化，是一个民族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新时期回族文学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获得了如此显著的成绩，就是与回族作家们注重文学的民族化，创作上开始步入自觉阶段分不开的。

但是，民族化，并不是民族文学的最高标准。也不是回族作家的最高追求。俄国的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指出“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 。因而，文学的民族性，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必须和世界性、人类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民族性的，才是那种达到极致的民族文学的境界。从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发展和回族作家的文学作品来看，许多作家是很好地认识并正确地处理了这一关系的。例如，曾经有人用“惊人的真实，惊人的偏执”来概括张承志回族题材的创作，但这是不准确的。正如张承志在阐述自己创作初衷时所说的：“但是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12因而他的这些作品，就具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和更普遍的意义。不仅是反映了回族人民，而且反映了整个人类对于信仰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因而它们发表出版后，不仅受到了回族群众的欢迎，而且打动了许多非回族人的心，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普遍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态度和精神，才使得新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既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同步于当代文坛的发展，既具有显著的认同倾向，又超越于自己的局限和习惯性的樊篱，从而呈现为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采多姿、多维、多角、多向发展的可喜景象，这既有力地显示了新时期回族文学的创作实绩，又响亮地宣告了回族作家创作意识的成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时期的回族文学，不但以其巨大的成就，芬芳的成果盛开于中华文学的百花园中，而且已经以其成熟的姿态，自立于民族文学之林，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的一道靓丽而独特的风景！（文：杨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