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09 大众文化
人类文明交流冲突中的中华文化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9日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独具特色,博大精深,光辉灿烂。自古以来,它就在人类文明交流冲突中不断丰富发展,根深叶茂,生生不息,有其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民族精神。它一直是立足于本土,面向世界,以气吞山河、顶天立地的伟大气魄,海纳百川、包容东西的宽广胸怀,像长江、黄河一样奔腾向前,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的灿烂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碰撞、冲突的发展史。在数千年人类文明的交流冲突中,璀灿夺目的中华文化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在今后又如何发展下去,这是为中国人民所极为关注的和需要中外专家学者精心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在融合中发展

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一直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的肥沃“土壤”,始终是不断地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不断地吸收、融合、借鉴、改造外来文化,因此才不断地保持勃勃生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融合由来已久。据考古学家发现,殷商甲骨文中就有来自东南亚的龟甲,说明那时就有了文化接触的印痕。我国早有关于秦始皇时,华人徐福携带上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传说。从西汉开始,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汉唐盛世无与伦比,使中华文化不断充实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有益营养,得以长足发展。

两汉时期“政治统一,经济文化发达,武力强大”(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74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遣使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先后两次率大型使团出使西域,促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开辟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具有跨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自从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源源不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玉器等一批批地输入西域,西域诸国的优秀文化,如音乐、舞蹈、服饰、民间艺术等等,接二连三的传入中国,使中国人了解到了西方文化,使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融合。我们现在有的音乐、舞蹈仍还保留着西域音乐、舞蹈的某种成份。

丝绸之路,从文化角度来说,就是一条通往西方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之路。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还在这条宽广大路上阔步向前。

西汉末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件大事。佛教作为一种产生于印度古代社会的外来文化,经过两汉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朝代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大大影响了东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生观、世界观。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向纵深发展,为众多人所顶膜礼拜。它全方位的影响着中国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都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佛教的输入为中华文化带来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也弥补了先秦以来传统文化所欠缺的内容。它所特有的思辨哲学,它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普渡众生的倡导等等,极大促进了本土儒学和道教的发展。魏、晋玄学的产生得益于佛教的传入,宋明理学的形成也深受佛教的推动。在长期交流融合中,佛教自身也不断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和改造,逐渐与儒、道两家共同构筑起了中华文化巍巍大厦的三大支柱。可以说,佛教文化的输入,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了其更新和完善,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使之更加丰富、灿烂。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是当时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华文化接收融合外来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

盛世的大唐以其深厚先进的文化、宽广包容的胸怀,以及雄视中外的开放姿态,广泛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成果,成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据史料记载,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余个,仅长安就居住和荟萃国内外百万余人,是当时的国际大都会。胡人的店铺鳞次栉比,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云集成群,林林总总。有不少国家的学子酷爱中国文化到长安参加科举,入仕做官。为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不仅进一步巩固其丝绸之路的地位,而且还初步开辟了通往非洲的海上航线。商人、使臣来往不断,满载货物的商船在南海和印度洋上扬帆远航。这正如宋人朱彧所说的:“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萍州可谈》卷1)。中华文华远扬世界,西方的文化艺术和各种宗教、生活习俗和众多物产也纷纷传入中国。勇于、并善于接受有益新鲜事物的唐王朝,通过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唐朝的诗词、书画、宗教等文化艺术空前的繁荣和辉煌灿烂,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仰慕。唐朝的对外政策如此开明,胸襟如此宽广,缘于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唐朝坚信“盛世无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资治通鉴》卷193页),所以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大胆开放,广泛吸收和采纳外域文化,并且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了中华文明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唐朝对外的广泛交流,推动了各国的进步,也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一批批传教士(耶稣会士)联翩东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使中西文化交流掀起了新的高潮。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崭新的科学技术文化,如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等等令人耳目一新,进一步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中学向务实、理性的治学思想的转变,再一次丰富了中国的传统科学,为中华文化又注入进了新鲜的东西,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方面,传教士刻苦学习汉语,深研儒家文化,利用传递书信和翻译儒家经典著作方式把中国的悠久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介绍到西方,使欧洲出现“中国热”,也曾对欧洲的启蒙思想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华文化就是在人类文明,特别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中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宝贵营养“和而不同”的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中华文化也在不断地丰富和促进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东西方的文明交流融合,就不可能有今天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二、在冲突中壮大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融合而发展,相斗争而壮大的。在人类文明交流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也时常出现碰撞、冲突的矛盾和斗争。中华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发展中,既吸收融合了世界文化的多种营养,又经受住了外来文化的碰撞、冲突的严峻考验,而逐步成熟和壮大起来,它像一座大山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来看,相互吸收融合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碰撞冲突也经常不断地发生,有时是十分激烈的。印度的佛教文化自两汉传入中国之时,虽然能与儒、道两家文化和睦相处,三者相互吸收融合,但是到南北朝和唐时却发生过严重冲突。其间,儒家与佛家在“入世”与“出世”问题,“沙门”应不应该“敬王者”(佛教僧侣要不要敬皇帝  )问题,“神灭”与“神不灭”等等问题都发生了尖锐冲突和斗争,因而南朝和唐时在理论上也发生了激烈交锋和争论。南朝的范缜、唐朝的傅奕、韩愈等人以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反佛斗争。从到北朝以后,历史上曾发生“三武一宗”(北朝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和周世宗)的残酷的灭佛举动。道家与佛家为争夺宗教正统地位和政治权利曾发生过互相排斥和攻击,也发生过诛杀沙门,毁灭佛经佛像的事件。当时统治者看到儒、道两家同佛家的冲突时,担心受其损害和影响。但冲突和斗争的结果表明三家没有一方被消灭,相反都逐渐成熟壮大了起来。这几次大的冲突既没有导致佛教文化的东传中断,也未能阻止三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吸收,一方面佛教文化融合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吸收了道家的玄学观念,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禅宗思想,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改造。另方面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文化也充分借鉴改造了佛教文化的思辨精神和合理成份,填补了本土文化的空白,完善了自身的欠缺。结果是三家都得到了发展,没有因其冲突而动摇各自的地位,特别是没有动摇到儒家主导地位。到盛唐时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发展到鼎盛局面,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为东方最为灿烂无比的文化。从此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正式形成。

在明清两朝的西学东传中,也曾发生天主教与中华文化更为严重的碰撞和激烈的冲突。作为外来宗教的天主教从根本上与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是相抵触,相冲突的。天主教至少有四个方面与中华文化不能相容;一是儒家的天命观与西方的上帝观的冲突。儒家对其关于上帝是造物主,世界完全是由上帝主宰的教义是不能接受的;二是伦理道德上的冲突。天主教认为人生下来便是罪人,世上苦难人都是前世犯罪的结果。只有笃信上帝,祈求耶稣才能死后永生。要求人们爱上帝,不爱父母。要求独尊天主,反对尊祖祭孔。这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是相悖的;三是政治上王权与神权的冲突。天主教认为天主至高无上,要求教徒把天主置于君主之上。这是中国统治阶级所极力反对的;四是以独尊天主来替代中国广大老百姓对褚神、褚鬼的信仰和崇拜,为中国广大老百姓所不答应。结果就发生了儒家对天主教的抨击和斗争。历史上曾发生的反对和揭露天主教的明代的南京教案事件、清初的杨光先事件、特别是到雍正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导致清政府的“禁教”行为,如驱逐传教士、查封教堂、严禁中国人信教等等,东西方文明如此激烈的冲突,使中华文化经受住了空前严峻的考验,一方面吸收包容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另方面由于天主教的进攻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使其自身更加强大,其影响力、穿透力和幅射力也就更为广泛和深刻。

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中,各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是常见的,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根源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差异,由于各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所处地域不同,精神需求和审美观念不同,因此在文化交流中发生磨擦,碰撞和激烈冲突是必然的。在人类文化交流中,融合促进发展,冲突促进壮大。往往是冲突交锋的激烈程度决定着本土文化融合壮大的速度。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有交流就会有融合,有冲突。不能因融合而忘掉冲突,更不能因冲突而抛弃交流。中华文化一直是积极主动地溶入到人类文明交流的大潮中去不断接受冲突的考验,不断充实自己,磨练自己,壮大自己。

三、在时代洪流中前进

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的融合冲突中昂首阔步地走过了五千年漫长光辉的历程,一直在丰富,一直在发展。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创新,就是发展。创新是前进的动力,发展是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代人和今后无数代人的身上。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自强不息,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民族。我们炎黄子孙历来是聪明勤劳,奋发向上,励精图治富于积极进取的优秀儿女。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了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躺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怀抱里,安于现状,裹足不前,必须要站在前人的肩上和时代洪流的前列,继往开来,不断开拓中华文化的新天地,新局面,不断对中华文化注进新鲜时代精神和有益营养,使其永远根深叶茂,永葆蓬勃生机,永远在时代洪流中前进。

人类文明贵在交流,重在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剧增,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冲突也就更为严重、更为激烈,这对中华文化来说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是不可避免地严峻挑战。交流与发展同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华文化今后在时代洪流中的发展前进问题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既是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要高瞻远瞩,要从战略上牢牢把握住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努力解决和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1、开放与交流。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要繁荣,要发展,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要实行对外开放和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文化的民族性,构筑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性。文化自古以来就是流动的,流动是其本能,是其天性,不流动就会停滞不前,死水一潭。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只有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不断注入鲜活的营养,才能生机勃勃,日新月异。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以东方巨人般的伟大气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和繁荣,使中国了解了世界,世界更认识了中国。

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不管是“引进来”,还是“送出去”,不管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运作,都必须要时时保持清醒头脑,牢牢掌握主动权,不断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文化交流民间是基础,政府是关键。政府要有正确导向,要制定正确而稳定的政策,要宏观调控。文化交流要出优进好,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进来,出什么,进什么,出多少,进多少,要心中有数,明明白白。对国家之间的官方交流计划和项目政府要严格审批,对民间的交流既要大胆地放开,又要妥善地指导和有力的监督,对特别优秀文化的进出,政府要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有力支持。像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举办的法国的卢浮宫展览、九十年代在美国举办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展、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走向和平与合作之旅——尼克松访华三十周年展》、2003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中国科举文化展》等,文化内涵之深,品位之高,影响之大,政府格外重视,充分体现出了政府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文化交流一直是在不断发展前进的,要不断扩大交流范围,提高交流的质量,要注重实际效果和深远影响。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于数量的增多和表面的红火。无论是政府交流,还是民间的往来都要有精品意识,要精益求精,做深做透。政府的交流不能只着眼于配合外交工作和开幕式的成功;民间往来不能只看重经济效益和出国的人数,必须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作用。根据近二十余年来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基本经验,我认为至少要正确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政府与民间的关系。政府交流要不断带动和引导民间交流,要为民间交流鸣锣开道,搭建平台;民间交流要配合政府交流,补充政府交流,丰富政府交流,促进政府交流,并不断将其一些重要民间交流上升为政府交流。两种交流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二是“引进来”与“送出去”的关系。文化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在通常情况下应是对等的。近些年来的文化交流有些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引进来的多,送出去的少,重演出,轻展览,重发达国家,轻落后国家,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存在一头沉现象,必须纠正和调整。三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文化交流的数量固然是需要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质量。没有数量当然不会有质量,但有了数量也不会自然有质量。在巩固数量的同时必须讲究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影响,就不能深入人心。二十余年来,文化交流的数量不算少了,但在质量上还应多下些功夫,多动些脑筋。

今后的文化交流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会明显加剧。不要俱怕交流的冲突,不要一看到什么冲突就大喊:“狼来了,狼来了!”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心中无数,底气不足,无所适从。发生了冲突要牢牢把握住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深刻分析。二是处事不惊,妥善处理。发生冲突时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方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文化冲击我先进文化,二是对方高势能的先进文化冲击我封建落后文化。文化冲突说到底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恶丑”,“文明与愚味”的冲突。如果是第一种冲突,我们必须要斗争,要防范,不能让其有损于我先进文化。倘若是第二种冲突,我们应吸收、融合对方的先进文化,剔除我封建落后文化。当然也不绝对是上述两种情况,这就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采取灵活果断的措施,沉着应对,掌握主动,以不变应万变,努力在冲突中使我们的先进文化经受住考验和得到发展。

2、自信和胸怀。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我们的自信心和胸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开放要交流,要发展要前进,必须要有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如磐石的自信心和雄强博大的胸怀。一般说来,越是国力强大和民族昌盛就越有自信心和开放的胸怀,而越有自信心和开放的胸怀,国家和民族也就越强大越昌盛;越是国力微弱,民族落后,就越瞻前顾后,闭关锁国,这样也就越加落后。历史上常常出现二律背反的现象。从中国的汉唐盛世和晚清的衰败足以说明这个足问题。

民族自信心和博大的胸怀不是天生和自发形成的,是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除去综合国力的强盛之外,至少要认识了解、研究吃透中西方两种文化,努力避免三种错误倾向:那就是要认识热爱中华文化,了解研究西方文化。对此两种文化,认识了解越全面,越深刻,才越会有自信心和宽博的胸怀。这如同中国古代兵书所说:“知彼知已,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你深深认识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及西方文化的腐朽没落消极一面,你才会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你才有其坚定的自信心;你清醒地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封建落后的东西和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有益的成果,你才会具有宽广胸怀,才会激发出更自觉地开放意识和文化交流的主动。知彼知已,了解中西,学贯中西,这对于政府决策的高级官员和文化交流工作者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

在我们论及民族自信心和宽广胸怀时,所强调的力避三种错误倾向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的。那就是: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夜郎自大的自我中心主义,狭隘的民族排外主义。这三种主义实际上是三种心理障碍。第一种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好,进而否定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缺少骨气和民族气节的表现;第二是自视强大,坐井观天,一叶障目,闭关锁国;第三种是感情色彩,逆反心理。这三种主义是保持自信心和胸怀的大敌,是吸收人类先进文化的大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敌,必须要彻底扫除,才能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样,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应有的自信心和大海般的胸怀。

3、继承和创新。继承和创新问题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古人讲,“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没有继承创新,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就是因为不断地继承创新,不断地与时俱进。

继承与创新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两者任何时候都有不能相互替代。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继承的目的。没有继承,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继承也就失去了目的,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就不能发展。继承与创新是天生的一对,永远不可分割。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就是继承创新史。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古典小说,及京剧、书法、绘画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是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大胆创新的结果和产物。但近些年来,有的人由于受到国外不良文艺思潮的影响,只是大讲“创新”,“学习”外国而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其视为“包袱”和“障碍”;有的人也知道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由于存在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行为,对学习传统文化,座不下来,钻不进去,因而也就只好“搞创新”,走捷径,玩花样;也有的人非常重视传统,不断学习继承传统,但由于缺乏创新精神,虽读万卷诗书,存有满腹经论,但终不能有所作为。这三种倾向前两种是错误的,后一种不可取的。我们要掌握继承与创新的辩证法,将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继承有个怎么继承,继承什么;创新也有个怎么创新,往哪里创新问题。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就是要继承古代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古代传统文化要分析,要批判,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选集》第2卷522页),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新要在正确思想和理论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精神与中国人民的审美要求,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既要深入地学习继承,又要不断地创造革新,这样才能永葆生机,才能永远向前发展。

4、借鉴与改造。中国文化的发展既离不开对本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也离不开对外国文化的借鉴与改造。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睁开眼睛看世界,不仅要了解本国,还要通晓世界,要努力借鉴世界各国文化中有益的东西,要“大胆拿来”,精心改造,“洋为中用”。中国文化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吸收和改造外来文化,一直在充实着有益营养和保持鲜活生机。西汉未年和东汉初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发展改造,使其中国化,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明清以来的西学东传,西方的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经过改造后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中国人自汉唐以来,一直注重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和改造。外国文化的引进和借鉴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本国文化,必须适合本国国情,适合本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要求。生搬硬套,囫囵吞枣的作法是不能为本国文化所消化吸收的。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比比皆是。中国的交响乐、芭蕾舞是从外国引进来的,它是地地道道的西洋艺术,但经过中国艺术家们的加工改造和再创造,已成为深受全国广大人民欢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雅艺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将西方美术的画风、画理、技法与中国画有机结合,成功地创作出了融中西画法于一炉的艺术精品,开辟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道路。自明清的西学东传一直到“五四”运动,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引进外国的东西日益增多,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也时时出现偏颇,主要表现为引进借鉴仍有盲目性,借鉴多,改造少;拿来多,消化少;或只借鉴不改造,只拿来不消化。认为外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一拿来自然有用。其实不然。对外国的东西必须要有选择、鉴别和改造,否则,即使拿来了好东西,也不会成功。前些年有些中青年画家引进了外国的印象派、先锋派、前卫派、结构主义、立体主义等等艺术,但是照搬照画使人不知所云,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欢迎和接受。借鉴与改造如同继承与创新一样,仍然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两者同样不可分割。借鉴什么,怎么借鉴;改造什么,怎么改造,这的确是要我们深思和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在借鉴与改造外来文化过程中,要允许探索,允许失败,允许走弯路,但决不能重复前人和别人的失败和弯路。

中华文化已成功地走过五千年的漫长历程,给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人类历史的前进永无境止,中华文化的发展没有尽头。人类文明千古在,中华文化万年春。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余三大文明古国已中断了自己的文化,只有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绵延不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要中国人民不断坚持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始终保持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宽广胸怀,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改造的辩证关系,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崭新文化永远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赵铁信)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人民出版社  1965年

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3、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  1979年

4、李喜所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6、美国塞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此文为作者2004年7月在加拿大《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的主题发言,全文发表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中国文化报》2004年7月31日;全文转载于《中国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中国学术瞭望》(2005年第1期)、《保定日报》(2004年8月连载4次);摘发于《求是》杂志(2004年第12期)、《中外文化交流杂志》(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