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河洛文化研究近30年的历程，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不足之处，毋庸讳言的是一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厚古薄今的倾向。近些年曾见到不少学者在相关的文章中或在相关活动的讲话中已经指出这一点。如2007年有文章指出：“就近两年来河洛文化研究情况来看，探讨古代的多，论述近代的少，涉及河洛文化的当今形态和定位者更少。”⑴2012年有文章在论述河洛文化的历史分期问题时指出：“河洛文化不是尘封于历史岁月的化石，而是古今贯通流动不息的长河，任何抽刀断水的割裂与截取都需要警惕和反思。目前河洛文化研究存在的‘厚古薄今’思想障碍，从河洛文化的历史分期即可管窥。”⑵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并且认为，当今河洛文化研究者应特别注意增强当代意识，使河洛文化研究更加贴近当代实际，在当前社会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历史意识和当代意识是一个老话题。如今学者们都非常熟悉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⑶这话虽然说得有些极端，但是许多听起来有些极端的判断性观点中常常蕴含着深刻的真理。对于涉及历史领域诸多问题的研究，学者必须具有鲜明而清醒的历史意识，包括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文献与实证为基础的学术立场、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等。同时，当代人的学术研究更必须具有当代意识，包括研究的范围向当代的延伸与拓展、研究的内容与当代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研究方法吸取当代观念而不断更新等。而且，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又是辩证的统一，严格的历史意识并不排除当代关怀。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来看待关于河洛文化研究的整体情况，我认为河洛文化研究的当代意识主要体现在如下各点。

一、以大文化观进行河洛文化研究

大文化观是20世纪加拿大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年）提出来的文化学的概念。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对文化的定义为：“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构建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做文化或文明。”⑷所谓大文化，是在此基础上对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予以广泛揽胜，使文化问题及其研究成为一种宏观叙事。这一观点在文化理论中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近20多年来，弗莱的大文化观为当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创造性地发挥，用来论述文化研究及现实文化建设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如当代著名女作家池莉于2007年3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建立大文化观，这是一种救国战略。

其实，所谓大文化观就是运用宏观世界的大视野、在历史时空的大范围内看待所研究的文化问题。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巨眼”法有相似之处。孔尚任的《桃花扇凡例》中说，观《桃花扇》剧“当用巨眼”，这本来是指《桃花扇》的构思方法及阅读本剧的要领，后来也被引用到小说创作和小说鉴赏方面，如《红楼梦》第十五回的甲戌本批语，也说读者“当用巨眼”。如今我由此产生联想，可以说进行河洛文化研究也必须用巨眼，这巨眼就是大文化观。

从大文化观的宏观视角出发，对于河洛文化的认识应当进一步跳出历史时段和地理区域的局限。关于河洛文化概念的时段区限，学术界原来一般认为应是先秦时期河洛地区的文化，或者是北宋末期以前河洛地区的文化。今天如果进一步放大观照的视角，我认为不妨将河洛文化原定义的时段再往后延伸。人们认为北宋以后河洛地区的发生“文化衰败”或出现“文化塌陷”，然而衰败与塌陷也是历史的文化现象。北宋以后的河洛文化不妨称之为后宋河洛文化或后河洛文化，或者按历史时期称之为明清河洛文化、近化河洛文化、当代河洛文化，对于后河洛文化以至于当代河洛文化也是需要加强研究的。关于河洛文化的地理区限，学术界一般认为应是以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及周边地区，即南至伏牛山腹地、北至晋南、东至郑州、西至潼关这一地区。今天如果进一步放大观照的视角，我认为不妨将河洛文化原定义再往外延伸，充分考虑到河洛文化对于河洛之外地区的转移与影响的范围。如北宋以后在长江以南及粤闽一带逐渐形成的客家文化，实际是上河洛文化内涵的转移；从影响的层面来看，中原地区以外其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也都含有河洛文化的因素，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华人居住区域也都有河洛文化的落地生根。对于宋代以后乃至当代河洛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转移与影响，也是需要加强研究的。

事实上，近20余年涌现出来的许多河洛文化研究论著，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超越了狭义河洛文化的历史时段与地理区域，提出的观点已经具有大文化观的性质。今后对这一点的认识应当更加明确，增强运用大文观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对于宋以后河洛文化的转移与影响，对于近代及当代河洛文化的新内容新特点更应加强研究，实现新的突破和超越。

二、以转换性思维进行河洛文化研究

所谓转换性思维，指的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充分认识其内容随着历史的演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各种转换，因而研究者的思维应当着重关注与探寻这种转换的动态过程及其内在原因，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应当随之而进行必要的转换。我在考察河图洛书问题时曾引用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一般被称为图腾的那种命名和分类系统的功能价值，来自于这些系统的形式特征：这些系统是一些代码，它们适于传达可以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同时也适于表达那些用不同于自己系统的代码接受下来的信息。”⑸从这一论述引发联想，可知河图洛书是中国远古时期具有图腾意义的代码系统，它无疑地也具有功能价值。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转化”，即是说将河图洛书本来所传达的信息转化为其他代码的信息，或者用来表达不同于原来系统的代码所接受的信息。

根据这样的认识，我想到对于河洛文化整体的研究或者对于其中局部问题的研究，也应当充分注意其内容与形式的转化问题。当代所谓的河洛文化，不是一个内涵固定的、性质与特征一成不变的对象，河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不断产生并置换旧的东西。如果把河洛文化的概念定位为远古至北宋末河洛地区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历史区间之内河洛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夏商周三代的河洛文化对于远古时期的河洛文化，唐宋时期的河洛文化对于六朝时期的河洛文化，显然都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根据上述列维-斯特劳斯的信息代码转化观点，可以说河洛文化在整体上是一个大的代码系统，河洛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则是一个较小的代码系统，随着历史的演进，旧时期代码系统的信息总是会不断地转化为新时期代码系统的信息。当然，旧的代码系统也不会完全被取代，它的许多基因会保留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入新的代码信息系统，成为新的文代形态的组成部分。由此进行思维，把北宋以后的河洛文化表述为文化衰败、文化塌陷都不够准确，而应当看到原来的河洛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新的文化内容。

当代进行河洛文化研究，应当参照这样的转换性思维，深入探讨古代的河洛文化代码系统转化的过程与特点；深入探讨在当代新的历史时期，古代的河洛文化有哪些经过历史的淘洗而消亡，有哪些内容还以现实态的方式而存在着，有哪些内容已经转化为新的代码系统，有哪些内容可以发掘出来使之转化而融入当代文化的代码系统。由此而按照当代的文化需要和价值取向，对古代的河洛文化进行文化选择与文化整合，使之成为构建当代文化新的代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以包容性精神进行河洛文化研究

包容性通常是指某社会个体或某个社会主体能够包容客体的特性。这一概念可转义应用于社会文化理论的各个方面，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率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的观念之一。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包容性发展”，前不久的APEC各国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又讲了开放性与包容性问题。当代关于包容性的思想，其实正是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具有的文化思想，古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典型的包容性思想观念，而这种包容性精神也是河洛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当代学术界所谓的河洛文化，本身就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如果说，远古时期的河洛文化直至夏商周三代的河洛文化，主要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本土文化，而其后从两汉、六朝到唐宋的河洛文化，已不完全是河洛地区本土产生的文化，而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使河洛文化变得厚实和复杂。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从内容来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质文化：从文化生成的地域来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的异域文化。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带入的北方鲜卑等民族的文化，以及西方传来的佛教文化等，既是异质文化，也是异域文化，然而在传入河洛地区并同中原文化融合之后也发生变异而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兼收并蓄，二是求同存异，这使河洛文化表现为异彩纷呈的局面，也是河洛文化及中华文化不断具有新鲜活力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根据当代包容性发展的新理念，研究河洛文化应当体现这种包容性的精神。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河洛文化的包容性特征，既理解河洛文化能够包容异质文化和异域文化，也应理解我国其他地域文化也包容有河洛文化的成分。河洛文化固然历史悠久、光辉灿烂，而其他地域文化也同样历史悠久，同样光辉灿烂。若过分强调河洛文化的辉煌而产生严重的文化自恋情结，甚至贬低或否定其他地域文化的成就，那就一定会背离科学与理性。另一方面，要以包容性精神看待日新月异的当代文化。历史上的河洛文化固然辉煌，那毕竟是已经逝去的昨天。若过分迷醉于辉煌的过去，那就会在新的形势下重蹈“国粹主义”复辙。当代的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应当像古代的河洛文化及中华传统文化那样具有新时代的包容精神，对于世界范围各种新文化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创造出更加灿辉煌的当代中华文化。

四、以汲取正能量为导向进行河洛文化研究

正能量（positive energy）一词原是物理学概念，当代也被引用来说明人文学科各方面的问题。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正能量”一词的定义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感情⑹。当代我国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及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时见提出要调动、激发、释放社会正能量，以此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健康发展。在学术研究领域，包括关于河洛文化研究，也要体现以汲取正能量为导向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真理与谬误并存，精华与糟粕杂糅，这是学界共识的客观事实。当代对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学界共识的重要原则。对于河洛文化研究也应坚持这样的原则。古代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尽管人们充分称赞它的历史悠久，称赞它的光辉灿烂，并且为拥有它而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同中华民族的其他文化一样，其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也有许多缺陷和遗憾。英国文化学家沃特森说：“没有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⑺河洛文化也是如此。

今天进行河洛文化研究，对它不能只是唱赞歌，只是讲继承，也要充分认识古代河洛文化中包含的腐朽与糟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立场予以批判的继承。说起批判，当代的研究者对于河洛文化也不应当只是注重于批判与否定，更不应当只是对于古代河洛文化中腐朽的僵死的或怪异的东西热衷于猎奇而津津乐道。科学的态度应当是着眼于当代的现实需要，以汲取正能量为导向，通过对于古代河洛文化的研究，发掘其中珍贵的宝藏，激活其中优秀的成分。从古代河洛文化中获取的正能量有益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益于当今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及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当代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及国民素质的提高，由此而真正显示出当代河洛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文：王永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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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孙新萍《河洛文化研究刍议》，《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⑵刘保亮《论河洛文化历史分期的意识形态》，《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2页。

⑷见《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又见《弗莱研究：中国与西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⑸转引自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文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51页。

⑹理查德·怀斯曼《正能量》一书的中文译本，李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

⑺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中文译本，叶兴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