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佛教自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两千年来，不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相融合，不断地中国化和本土化，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深厚的佛教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后，产生众多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宗等等，但千百‘年来影响最大，最深入人心的还是禅宗。禅宗已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平民百姓祈求福祉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福田＂。禅宗自产生后与儒学的关系日益密切，常常是“禅门常会龙门客，禅林时见翰林人”，“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禅宗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中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它对中国的哲学、道德、雕塑、建筑、医学、文学艺术等影响之大，特别是对中国的书法影响尤甚，“禅中有书，书中有禅”，水乳交融，禅书一家。

禅宗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于公元527年乘一只商船航海东渡来到中国，把印度佛教的禅宗传到中国，被称为中国禅宗第一代开山祖师。后经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等传承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学派。禅宗体系的真正形成和完善还是在唐代。六祖慧能和神秀功不可磨。唐代的禅宗分为南派和北派，即“南能北秀”。慧能是南派的创始人，神秀是北派的创始人。他二人都是五世祖弘忍大师的得意弟子。后来，北派禅宗逐步为南派禅宗所代替。六祖慧能是我国唐代高僧，是我国佛教史上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佛教著作《坛经》。他的佛教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他强调“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他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即有南北，而佛性无南北之分；每个人一旦顿悟，即可成佛。他创造的南派禅宗，是我国佛学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宗教革新运动，使繁琐复杂的佛教实现了简易化和中国化。他赋予和注入了禅宗新的思想和新的内容，完全有别于印度的禅宗。如禅宗的讲的“禅定”，印度所指的是坐禅功夫，中国所讲的是一种心定即“静虑”，这样特别能为中国人所接受。

自南北朝以后，特别是自隋唐以后，禅宗逐渐渗透和融会到中国书法之中。历朝历代的众多的书法家“以禅入书”和“以禅喻书”，取得巨大成就，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书法。以禅入书，就是将禅定、禅心、禅意融入到书法之中，以禅宗的心态和境界从事创作；以禅喻书，就是用禅宗的观点和理论来评论和研究书法。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就产生了禅经派书法，形成“碑、帖、经”三足鼎立的局面。长期以来，碑学和帖学掩盖了经学书派，将其列入到碑学来看得。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书画大家王学仲先生写有学术文章明确评述了中国书法史“碑、帖、经书分三派”的重要理论，得到了书法史家、书法理论家和广大书法家的认可。

王学仲先生还指出：“释家书风，不仅存在于遁入空门的和尚，也有半出家的居士，以及不出家的好佛之士。”这也就是说，由历代僧人、居士和信徒共同创造了经派书法。王学仲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经派书法有四种书法家；“写经书法家、释门书法家、居士书法家和狂禅书法家”。这四种书法家中产生了一批名垂千古的大书法家，如北齐写《泰山经石峪》的安道堂，隋代的高僧智永，唐代的高僧怀仁、怀素，宋代的居士苏东坡：、黄庭坚，明代的居士董其昌，清代的高僧石涛、八大等四僧四王；民国的弘一法师；当代的居士赵朴初等等。他们除了具有高深的儒学、佛学修养之外，都有着浓厚的禅心禅意和禅境界，没有那种名利思想和浮躁的心态。他们总是出世的心态，做着入世的事情。他们的书法作品有着显著的书卷气、禅林气、朴拙气、宁静古雅、清和恬淡、超凡脱俗、情趣盎然。将禅宗与艺术有机地凝结在一起。请认真看看《泰山经石峪》作品，山东邹县的岗山、铁山、尖山、葛山四山的摩崖作品、敦煌写经作品、弘一法师的作品等等无一不是如此。

禅经派书法如同碑、帖书法作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当代书法家如何继承和学习禅宗经派书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认为科学地继承和认真学习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作用。可以说，这是医治急功近利行为和浮躁心态及铲除艺术铜臭气的良方妙药。急功近利行为、浮躁心态和艺术的铜臭气是当今书法繁荣发展的大敌。《菜根谭》第37条讲得好：“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这是至理名言。我们应好好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应多一点禅心禅意，少一点浮躁心态，力戒书法的臭气，决不做市场的奴隶，要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人民书法家。

                                                         二○一七年三月六日

作者介绍

赵铁信，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会长、国家文化部研究员、著名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书法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佛教禅宗与中国书法